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作者:岳南 　　目录 　　序言：大江大海，师友难忘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 　　跨过时代的门槛 　　病逝港岛 　　群英会陪都 　　行都灯火春寒夕 　　最后的博弈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东北之行 　　殷墟发掘的光芒 　　醉别清溪阁 　　苦难的李庄岁月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 　　林徽因的感恩信 　　梁思永之死 　　花落春仍在 　　陶孟和的尴尬人生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 　　自立山头的甘苦 　　山行复悠悠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进军西北”之梦决裂 　　一代名媛沈性仁 　　多情最数金岳霖 　　张家祠言和 　　满目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更伤春 　　考古星河中的两只“大鼎” 　　吴金鼎的清华时代 　　城子崖遗址横空出世 　　夏鼐与吴金鼎的交往 　　发掘彭山汉墓 　　打开前蜀皇帝陵墓 　　吴金鼎参军内幕 　　盟军招待所的悲苦日子 　　夏鼐的西北之行 　　夏鼐为郭沫若斗胆进言 　　吴金鼎之死 　　书剑飘零一介眉 　　闽东才女游寿 　　走进山门 　　反出“忠义堂” 　　遥知北国有姮娥 　　叶企孙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雾都遥念陈寅恪 　　重返清华离奇的C.C.特务案 　　日夕凉风至 　　旧业已随征战尽 　　“抢救”学人计划 　　傅斯年夜赴台湾 　　在台大校长任上 　　“归骨于田横之岛” 　　梦里不知身是客 　　胡适的流亡生活 　　身死演讲台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李济的旧梦新愁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 序言 　　序言：大江大海，师友难忘 　　何兹全 　　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因我与中央研究院有过一段缘分，岳南在写作本书时，对我进行过几次访问，对一些旧事作过探讨。现在他把这本书的校样送来，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看过稿子，顺便写下一点文字，谈一点感受，算是对读者作一个简单推介，也借此机会，对曾经教导、关怀、帮助过我的师友们献上一份缅怀纪念吧。 　　大家知道，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对于中央研究院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我与他见过几次面，因辈分差异太大，说不上深交，但我心中却非常景仰这位“北大之父”、中央研究院元勋硕老。遗憾的是，抗战爆发后，蔡先生由上海乘船到香港，未能回到重庆就得病去世了，伤哉！ 　　岳南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暑假之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1935年毕业，这时期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大江大海，师友难忘｜在校期间，有两回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回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五十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其环境就跟《水浒》描述的我的家乡、山东西南部的水泊梁山差不多。傅斯年先生是这个山寨的“头领”，只是他多数时间在重庆，实际上在这个山头“聚义厅”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是董作宾先生，他是代理所长。 　　尽管我们居住的板栗坳上下山辛苦，但避免了日机轰炸的麻烦和无谓的牺牲。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这里就不多说了。 　　要说的一点是，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由于当时一些报告、电文我没有机会看到，而事隔六十多年由岳南从多种资料、特别是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查考得来，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特别是当年心中已有所感觉，但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一批书信的披露，外加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较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惜哉，游寿！ 　　如果说岳南这部著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认为除了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发掘探幽，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和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独特性格和风范的鲜活的生命，读之令人亲切感动，回味无穷。 　　当然，因篇幅与选材上的关系，有些我以为很好的材料，岳南并没有纳入书中。比如，当时史语所有个好制度，就是不定期地作学术报告。我印象中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还有劳榦、董同龢、逯钦立等先生都作过。傅先生讲的“性命古训”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逯钦立那时还年轻，与我年纪仿佛，是山东菏泽地区同乡，他所作的陶渊明诗演讲，很为大家喜欢。董作宾先生说话有河南口头语“老天爷”，说不三句话就出来一个“老天爷”，或“我的老天爷！”时间久了，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们背后就送给他一个“老天爷”的雅号。只要一说“老天爷”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指董先生，后来竟连年轻的家属们也跟着叫起“老天爷”来了。因了这个雅号，现在想起来，董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并觉得特别亲切。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史语所开创的这个学术交流活动，对每个人的研究都是个督促。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当主任的时候，就定期让同仁作学术研究报告，一直维持了好几年，大家反映都说这办法很好。 　　岳南书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师辈人物，梁思永先生于李庄后期身体不好，在病床上的时候较多，但还是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别是他一手发掘的安阳殷墟那批东西，可谓倾尽了心血。因为在李庄板栗坳山上没有娱乐活动，星期日，我们年青人有时就到社会学所去，顺便认识了陶孟和先生与梁方仲、罗尔纲等研究人员。陶先生话较少，是个老实人，也是个真正的学人，可惜解放后不太得志，也受了一些凌辱，最后抑郁而终。这一切，从岳南书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不赘。 　　除了社会学所，我们也到山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师母的“训话”。当时林师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们去她特别高兴，“训”起话来也格外起劲。我说的“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长辈，待人热情，林夫人长得漂亮，又极健谈，和她在一起，话总是她说的多，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围在她身旁，听着她的话，如沐春风中。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说起话来就更随便一些，要讲关系的话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岳南在书中对他们的理想、事业与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那段历史史实，让后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已渐被历史风尘埋没的人与事，同时也见识了他们在事业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风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抗战胜利后，流亡于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复原回到南京。大约是1946年秋冬，胡适先生从北平到南京来，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语所召开了一个欢迎胡先生的茶话会，家属小孩都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场面很热闹。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谈了些学术教育问题，又说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讲话时说，适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见外等等。又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傅先生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从抗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做过汉奸的伪北大教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之”（傅斯年语）等等棘手的事务上来看，也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斗士”。 　　1948年之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这一批学者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归骨于田横之岛”。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师友，只能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远不能相见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前辈最终客死他乡，这真是人间少有的历史性悲剧。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了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在史语所黄宽重所长的陪同下，先后拜谒了傅斯年、胡适之、董作宾、李济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并一一鞠躬致哀。先生们远离故乡，飘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会感到寂寞凄楚的吧。愿台湾、大陆早日统一，使先生们的学术精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续学术香火于天下。 　　何兹全 　　20091122 　　时年九十九岁 跨过时代的门槛（1）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 　　跨过时代的门槛 　　1916年9月1日，法国巴黎。 　　在这座散发着香水与艺术气息的古都，正倾力组织勤工俭学会的蔡元培，突然接到中国外交部代拍、驻法使馆送达的专电：“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人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笺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廉。宥〔二十六日〕。” 　　晚年蔡元培蔡元培手执昔日老友、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签发的电稿，思虑再三，决定归国就职。12月22日，蔡元培在大风雪中迈着匆匆的步伐，伴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26日，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月4日，时年50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走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北京大学锈迹斑斑的门槛。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清同治六年丁卯（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9号的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给世人的印象是，继承了江南才子的聪明头脑，也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模样，性情温和。蔡元培“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这是继蔡元培之后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许多年后对蔡元培深情的回忆。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一向朴素谦抑的高雅之士蔡元培，骨子里又含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蒋梦麟清楚地记得：“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虽为大清光绪皇帝钦点的翰林，但蔡元培反清意志坚决，说到做到，且身手不凡。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时代，蔡元培曾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双料革命党人，并在日本、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在民国历史上名声颇为响亮、整天高呼要造反举事的巾帼英雄--秋瑾秘密联系，制订计划。他曾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次震撼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王朝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希望以这种极端手段达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的目的。 　　刺客这一行当，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形成像样的气候，更没有弄出叫得响的名堂，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古老的职业又复活勃兴，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荡中，滋生了新一轮刺杀高潮。其时，恐怖活动的旗帜四海飘扬，五洲震荡，风云突变。无政府主义暗杀活动风靡全球，被当时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掀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法门。东方最古老的都城之一的北京，夜色沉沉的闾巷街衢，不时传出“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等豪言壮语，以及“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的铁血召唤。流风所及，遍及宇内，血脉贲张的青年无不对这种豪迈气概趋之若鹜，视为革命造反的必经之途。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汪精卫）、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纷纷投入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暂时执掌国柄，蔡元培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正当蔡元培沿着修齐治平的理念实现自己的辉煌梦想和政治抱负时，却由于政见纷争、人事倾轧，他愤然离职出走，暂避欧洲。经历了四年多的漫长等待，蔡元培终于在1917年这个苦寒的冬日，以崭新的姿态、坚定的信念，跨进北京古城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最高学府的灰黄色门槛。 跨过时代的门槛（2） 　　这一与往昔大不同的就职，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面对蔡元培的雄心锐气，一些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作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于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祥征兆。情势所迫，大势所趋，无论是当朝的“猪八戒”，或山中魔王们，已顾不得这许多，只有听凭这个制造过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肚中任意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跨进北大的蔡元培，立即于一潭死水中投下一块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在北京大学那长满苔藓的校园与暗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这位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①正是凭着这种果敢坚强的精神，蔡元培把故宫脚下日渐沉沦腐败的京师大学堂，逐渐改造成为一块“精神的圣地”。北大从此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自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都系于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正是因为有蔡元培提倡并严格遵循“兼容并包”的治学方略，才催生了浩瀚壮阔的北大与北大精神。这个脱胎换骨的新式大学堂，不仅接纳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文化另类和“叛逆”者，还包容了黄侃、刘师培与脑后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辜鸿铭等传统文人与硕学鸿儒。改造后的北京大学增进了新的科学知识，科学与文学开始在这块新生的圣地上分庭抗礼，历史、哲学和绵延千年的“四书”、“五经”也必须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解析，中国知识领域几千年来一直由文学独霸的状况有了新的气象。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领袖人物”统率的革命闯将与强劲的老派对手交锋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 　　在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伴着声声怒吼，终于爆响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号称“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革命运动。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巷尾，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身处激流浪涛中的京城高校学生肩扛大旗走出校园，汇集于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随后赶赴赵家楼痛殴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引发了朝野上下及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一直充当着这场运动的前驱、承载了巨大风险而幸存的北大，作为“民主堡垒”的象征，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并为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所缅怀、铭记。 　 跨过时代的门槛（3） 　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大潮逐渐退去，继而是南北中国狼烟四起、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糜烂格局。急剧的动荡使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时仆时起，难得安宁。1923年1月17日，不屑在党派倾轧中屈就的蔡元培，毅然向大总统递交了辞去北大校长的呈文，同时致函教育部宣布辞职，并明言其辞职之因非为私情，而为公理，同时对外界披露了辞职的缘由。 　　这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脉络清晰，并不复杂。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并短时间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2年9月19日-11月29日）的罗文干，其人格为蔡元培所深信。在政客们相互倾轧攻伐中，罗被冤枉，遭到逮捕。号称司法独立，实则被北洋军阀控制的司法机关，宣布对罗无罪释放。罗文干出狱四天，国务院一帮政客再度开会，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形成决议，复把罗文干逮捕关入大牢。面对置司法公正于不顾、翻云覆雨的政治勾当，忍无可忍的蔡元培挺身而出，以他的“不合作主义”宣布辞职以示抗议。他在致北洋政府呈文中慷慨激昂地说道：“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7月20日，蔡元培登船赴欧考察、进修，以一走了之的决绝态度表示了他的请辞决心。这一走就是三年，尽管北大事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但蔡的校长名义仍然保留如故。1926年7月8日，蔡元培从欧洲归国，再度提出辞去北大名义上的校长之职，未得获准。出于对时局失望和对军阀政客的强烈愤懑，生性耿直的蔡元培再也没有回到充溢着民主、自由空气的北大校园视事。②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即将全面崩盘的前夜，1927年6月13日，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立志改革教育体制的蔡元培，在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案。根据《大学院组织法》，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7日，国民政府批准此案，并特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同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孙科、司法部长王宠惠等高官大员，于民国政府举行就职典礼。自此，蔡元培有了一个比民元时期更加游刃有余的环境和畅顺的人脉关系。借助于短暂的天时、地利、人和，他提出了新的准则，即努力争取实现在官方背景下的学术和研究独立状态。当时的有识之士吴稚晖等辈与蔡元培保持了一致的观点，希望中国有几十个或更多的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从事窄而深的学问，等一二十年之后，逐渐形成社会的重心，以转移社会学风，政府与学术机构因势利导，中国便可以在知识上得以大幅度提高，甚至可与西方学术界角逐争胜--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适时成立，为实现这一理想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早在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学界要人李石曾等曾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案，决议顺利通过，并推李石曾（煜瀛）、蔡元培、张人杰（静江）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5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推定蔡元培、李石曾、张人杰、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为筹备委员。7月4日，《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公布，改列正在筹备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附属机关之一。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改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但鉴于财力、人力和各方面条件限制，最初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4个研究所，其他研究所后来才陆续成立。 　　1928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铨（杏佛）任总干事。5月，启用印信。6月9日，第一次院务会议在上海东亚酒楼举行，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此时的中研院已拥有了7个研究所，各首任所长如下：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从1928年到1937年9年间，经过蔡元培与同仁共同努力，中央研究院不断发展壮大，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在内的10个研究所。正当蔡元培踌躇满志，欲一鼓作气把预定计划中的14个研究所全部建立起来时，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淞沪抗战失利，南京危急，中央研究院下属各所不得不打点行装，踏上关山阻隔、前途黯淡的流亡之路。 病逝港岛（1） 　　病逝港岛 　　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作为中国学界领袖的蔡元培，身体状况已现衰老的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在此情形下，他仍以身垂范，为国家民族的救亡与复兴奔走呼号。据蔡的学生、曾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设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与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蔡元培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未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拉开了高潮大幕。硝烟炮火中，蔡元培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上海三个研究所向内地撤退。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上败象已现，各路大军奉命撤退或正在转移途中，蒋介石紧急召集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情报和意见，九国公约联盟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的命运关系甚大，只要中国军队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有可能出面联手制裁日本，断其战略资源的通道。为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性契机，蒋介石决定收回撤退成命，各部重返前线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为配合政府这一战略决策，11月2日，蔡元培带头与上海交通、同济、暨南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以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等著名教育界、科学界人士，联名致电比利时九国公约会议，强烈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中华民族文教机关之暴行。但历史让人们看到的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蔡元培，都只是一厢情愿，结果是公理未能战胜强权，希望全部落空。奉命中途返回上海再战的中国军队，于混乱中遭到日军精锐重创，两个星期的时日未到，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溃败。12日，上海沦陷。 　　就在上海沦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总干事朱家骅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字孟真）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油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汇合。由于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在港岛疗养休整，暂居于跑马地崇正会馆。 　　翌年2月，蔡元培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全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平时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并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中研院的命运，同时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计谋筹划。据蒋梦麟回忆说：“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正是具有这样一个人格，隐居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划组织，于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显现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部颇为欣慰，精神为之大振。此次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对未来作了前瞻性筹划，与会同仁莫不深受鼓舞。 　 病逝港岛（2） 　 当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之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赶赴云南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乐意提供路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工程所等相关机构，需帮助对方在昆明近郊安宁建立一所利用电炉制钢的现代化工厂，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机构，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悄然撤离沦陷的上海，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炼钢电炉没能带出。撤出人员租用外国油轮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来到昆明。当时的云南只能用高炉和转炉生产生铁，中研院工程所到来后，开始在昆明东寺街石桥辅租用民房进行炼钢实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市区的拥挤、喧闹，于滇缅公路昆明至缅甸方向22公里的桥头村，建立了一座100亩地大小的工厂，所需设备除自制外，还通过昆明安利公司从英国、美国购进。工厂建成后，于1941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8月轧出第一批钢。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最新兴起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种钢材，名震一时的胜利堂、五华山光复楼等著名建筑，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建起来的。不过，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公开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向同胞和国际友人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衰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终病逝港岛。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流亡昆明的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作为一位留法归国的杰出美术家，自和法国归来的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杭州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于抗战流亡途中撒手人寰。蔡威廉一家在昆明生活得极其艰难，而她本人则死得更加悲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寻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殒落，举国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各界人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以“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来烘托蔡元培高山仰止的人格光辉与民族气节。国民党在重庆举行公祭，由党总裁蒋介石亲自主持，接着举行追悼大会，以表达对死者的追念与哀思。远在延安窑洞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闻讯，也向这位对自己当年进北京大学谋到图书管理员差事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长发表了“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唁电，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一代名流许崇智、廖承志分别受国共两党委托，亲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之执绋者5000多人。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利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港岛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后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从此，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长眠于香江之岸。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中国也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经国之大业，自由之思想，科学、民主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作为一座屹立在岚烟雾海中不灭的灯塔，指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读书治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将真理发扬光大。 群英会陪都（1） 　　群英会陪都 　　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传到昆明，抗战中由南京至长沙，再由长沙迁到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仁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昆明郊外龙头村旁边山中史语所租住的弥陀殿大殿前，专门组织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外，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学社同仁也前往参加。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讲述故校长、院长兼恩师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度哽咽而不能语。 　　此时中国的抗战正陷入低潮，日军攻势凌厉，中国东部最丰腴的国土尽失，国际社会无一援手。国民政府几乎陷入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绝境。蔡元培去世，令迁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仁心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追悼会后，傅斯年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均流露出“树倒猢狲散”的悲情。当时在座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事后颇为感慨地语人：“孟真、济之皆目前国内一流的学者，尚且如此，真是国家学术机构之不幸。” 　　当然，作为幸存者，不会真的因蔡元培这棵大树的倒掉而四散湮灭，每一个具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深知，在如此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这就是咬紧牙关挺过艰难的时局，积蓄力量，与中国军民一道实现战略反攻，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使中央研究院各个系统不致因其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瘫痪，院长继任人选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时候，中央研究院还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创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这一机构除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关，决定研究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合作互助外，还握有推举院长候补人的权利。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评议会的评议员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为当然人选，另有部分知名大学教授和教育、科学界杰出人士组成--这便是中国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长产生实行“提名制”，即由该院评议会通过聘请的评议员以投票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国民政府，由政府最高决策者从三位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1940年3月中旬，评议会秘书、地质学家翁文灏在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与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联大的蒋梦麟、周炳琳、陈寅恪等人接到通知，纷纷向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云集而来，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鉴于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由谁来坐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评议员们皆心中无数。即使是神通广大、霸气十足，具有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此次选举前景究竟如何，也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有人主张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长转为大学院和中研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就应该名正言顺地继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对郑天挺试探性地说：“看来这次梦麟先生应当出来了。”郑天挺深知此事远没有如此简单，不置可否。 　　果然不出所料，到达重庆后，有相当一部分评议员并未把蒋梦麟放在眼里，反而“谈到此事，都说（胡适）先生一票不可少”。身为评议员的学界重量级大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西南联大历史和中文两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按照众评议员的私下议论，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得了头彩，属于担任院长的最佳人选。只是，同中国所有地方的官场一样，由于各方面的明争暗斗，导致选举事项横生枝节，顿起波澜。 　　推选程序尚未开始，整个氛围已如浓雾弥漫的山城重庆，令初来乍到者晕头转向，拿捏不稳。大幕遮掩下的评议行动，首先是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任鸿隽等在民国政坛、儒林这道星河中最明亮、庞大的四只“海龟”暗中叫起劲儿来。且看四人的非凡经历： 群英会陪都（2）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13岁乡试中秀才，后到上海读书，1908年赴欧洲留学，1912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Louvain）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师。1916年在北京与地质学家丁文江等人共同创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矿产股股长，1922年任该所代所长。1926-1937年任所长，期间曾兼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清华大学代理校务（即校长）等职。至1940年选举中研院院长时，翁氏已创造了十几项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第一，如中国第一位地质学“海龟”博士（1912年），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的代表（1922年），第一位系统、科学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年），第一位对中国地震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开发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第一个发起中美合作新生代研究室并参与主持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者等。1932年，翁文灏受蒋介石特邀到庐山牯岭讲学，蒋一见翁之相貌才学，钦慕不已，惊为旷世逸才、党国栋梁，先后任命翁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其后翁氏遇车祸重伤，蒋介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抢救，使其得以死中重生。自此，翁氏以感恩戴德的心情追随蒋介石，为党国效劳。就在此次选举新院长之时，翁文灏已成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学者之一，同时身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之要职（1948年6月，曾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被中共列为国民党首要战犯之一）。 　　任鸿隽与陈衡哲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曾留学英国和法国，先后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法学博土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兼海牙国际仲裁所裁判官、武汉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权倾学界，声震天下儒林（后任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其祖父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由浙入川，任鸿隽生于四川垫江。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教书老先生赏识，每次考试总是排名第一。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以第三名资格成为末代秀才。随后，任鸿隽进入重庆府中学堂速成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带着120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赴上海求学。 　　在上海，任鸿隽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在国际社会反华、辱华势力大行其道之时，由一批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以及后来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大学校长周钧时等同学建立了深厚友谊。再后来，任氏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以造反闹革命为志业的同盟会，并出任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留日期间，任鸿隽除了旁听同盟会元老章太炎的国学讲座，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选择这个专业，据他自己说是为了革命与造反。他看到许多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经常以暗杀的方式进行恐怖活动--当时恐怖活动还算一种比较时髦和光荣的志业。暗杀就是暗杀，不是坐而论道，仅仅是在嘴上和纸面上玩弄“投枪”和“匕首”的把戏，这一志业需要拿出真正的胆魄、勇气和智慧，以及看得见、摸得着、能放出响声的炸弹。于是，许多留日学生与革命志士怀揣伟大的梦想，躲在某个角落，悄悄鼓捣起烈性炸药与炸弹来。由于制造者并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祸及自身。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任鸿隽做出了专攻化学的抉择，以便用专业知识制造新型炸弹，把大清王朝炸个底朝天。后来由于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任氏的一系列宏伟构想宣告流产。 　　因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并结成反清同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回国后的任鸿隽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处秘书。期间为孙中山起草了《告前方将士书》、《祭明孝陵》等著名公文。同年4月，随着南北议和结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任鸿隽不愿为袁氏政府服务，遂与同事杨杏佛等人要求赴欧美留学。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作为第一批“稽勋生”获得批准。这年初冬，任鸿隽与杨杏佛等11人在上海码头登上“蒙古号”轮船，驶向大洋彼岸，于1912年12月1日到达美国纽约。随后，任鸿隽与杨杏佛同入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后转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1914年，任鸿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自任董事长，编印《科学》杂志。1918年，任氏获硕士学位归国，抗战前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 　　蔡元培去世时，任鸿隽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所所长、中国科学社董事长，另外还有一个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的头衔。除了拥有化学所同仁的支持，此时的中国科学社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理事会成员有赵元任、秉志、竺可桢、周仁、孙洪芬、胡步曾、李四光、吴正之、翁文灏、姜立夫等学术界名流大腕，也被视作支持任氏争夺院长一职的潜在力量。 群英会陪都（3） 　　此次任鸿隽参加竞选，还有一个外在的优越条件，这便是他的夫人陈衡哲，即著名的女海龟、传诵一时的文学家兼诗人“莎菲女士”。 　　陈衡哲出身湖南衡山名门望族，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是中国最早官费留美的女生之一。1917年，正在美国瓦萨女子学院(VassarCollege）读书的陈衡哲，应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之约，以生动平实幽默的笔调，创作了描写美国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白话小说《一日》，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这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迅《狂人日记》的问世还早了一年。紧接着，她以莎菲女士的笔名，用白话文创作发表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小雨点》等文学作品，陈衡哲随之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位著名女作家。而这个时期的胡适，正陷于新旧文学之争的痛苦与尴尬境地，一批留学生朋友如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朱经农等，多对胡适竭力提倡的白话文与白话诗等新文学，不予支持，甚至反对和嘲笑，只有陈衡哲以超越同侪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以实际行动公开支持胡适这一先锋行动。为此，胡适对这位颇有识见与勇气的才女深为敬佩并感念不忘，胡、陈二人也埋下了相恋的种子。10年之后，胡适在给陈衡哲《小雨点》作序时，曾深情地回忆说莎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当别人还在讨论文学革命时，莎菲已经行动了”云云。令局外人惋惜的是，随着1917年胡适归国，并娶家乡小脚女人江冬秀为妻，远在美国号称终生奉行独身主义的陈衡哲，在左右摇摆、反复权衡之后，最终于1919年与二次赴美、万里求婚的任鸿隽定情于花前月下，并于1920年中秋正式成婚。胡适闻之，特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相赠，并赠贺联一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自此，胡适与陈衡哲的恋情，在微明的曙色中转进了一条浓雾迷漫的幽径，世人看到的只是两个朦胧的剪影以及身后一串串情感纠结的模糊印痕。 　　1920年夏，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有归国之意，时为北大教授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商得校长蔡元培同意，聘陈衡哲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西洋史和英文两门课程。陈衡哲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同时又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4次）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学者。 　　在教学的同时，陈衡哲用手中一支才华横溢的笔不断为新文学呐喊助威，连续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等文学作品，一跃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文坛上最亮丽的明星。像冰心、林徽因、卢隐、凌叔华等盛极一时的才女，对她而言则是后生晚辈了。或许是才气过人，名气太大，深受男女或真或假追捧的缘故，作为一介女流的陈衡哲，成名之后总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先生，如有不称先生者，则视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与尊严的践踏，是对自己声名的故意挑衅。据北大学生何兆武听他的老师、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姚从吾说，有一次在重庆召开中国历史学会，主席称陈衡哲为女士，陈拍案而起，当场拂袖而去，搞得那位主席颇为尴尬--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巾帼不让须眉的另类女杰，在中央研究院继任院长选举的关键时刻，欲赤膊上阵，为其夫助选。这一举动，自然令众人不敢轻视。 　　此时的陈衡哲与大多数评议员都是故旧，她本人热情甚高，充满自信。尽管任鸿隽与胡适是留美同学加挚友，陈与胡还有一段扯不断、理还乱，令时人与后来的考证家如唐德刚、夏志清等教授津津乐道的暧昧情缘，但此时的陈衡哲为了其夫的事业与头上的帽子，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一拃不如四指近，既然中研院院长的椅子只能由一个人来坐，夫妻之情自然是要胜过情人之意。于是，在这头绪纷纭的竞选之日，其情形就显得分外微妙与扑朔迷离。 　　朱家骅在相互较劲儿的4人中，朱家骅最为年轻，学术资历亦相对较浅，但所任官职以及在国民党内部的威望却不在前三人之下，甚至有后来者居上的健劲势头。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抚养。祥生时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朱家骅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朱家骅考取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18岁（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萌生了革命造反的心思。当闻知革命党人喻培伦、黄复生、汪兆铭辈于北京谋刺摄政王的行动后，大受感动，反意更盛，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继端方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一批革命党人在黄花岗暴动的消息，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以示声援。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暴乱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一番打砸抢烧。此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采取斩首行动，整个上海滩浸染在血雨腥风之中。朱家骅的所作所为立即得到戴季陶的赏识。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拉起队伍，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一百余众。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朱家骅借此机会与张、戴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他日后在政学两界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群英会陪都（4） 　　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育界教授留学之始。同船的还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家骅先是躲进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后来设法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居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搭桥。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从10月起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之重要，亲自任命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共同担任校务委员之职。因其他几人都在校外担任重要职务，由朱家骅代理校务，主持日常工作，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自1931年起，朱家骅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主席等职。如今朱家骅正身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位，主管党务，并借机大量安置亲信，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培植个人势力，可谓位高权重，声威赫赫。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学者看来，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等三人均是位高权重的党国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实在没必要再来争抢这个清水衙门的总管。但翁、王、朱等三人却另有算盘可打。一个显然的情结是，国民党部长大员的高位可以方便捞钱获利，但并不被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长不能大肆捞钱弄权，却可以赚取清廉高雅的名声。特别是作为学者从政的一族，骨子里或多或少残存着读书人情结，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大贤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土鳖、老粗或满腿泥水兼烟袋油子味的军阀面目出现。面对这个学术最高研究机关的掌门人职位，几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为之心动。按他们的想法，只要能坐上这把盟主的交椅，便可威震儒林，名动朝野，达到鱼肉与熊掌兼得、名利双收之奇效。--于是，一场明争暗斗的大角逐在警报声声的雾都重庆拉开了序幕。 　　行都灯火春寒夕 　　1927年，傅斯年与胞弟傅斯严（中）、同学好友何思源（右）于广州中山大学合影 　　当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按：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的翁文灏，突于1940年3月16日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第二天，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在与傅斯年、李四光等几位中研院各所掌门人会面时，转达了陈布雷信中的内容。众人一听，“颇表愤慨”。向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当场发作，但又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条子”，而顾孟馀又是前辈学人，同时也是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师辈人物与中山大学任教时的上司，甚觉不便，遂强按怒火答道：“我个人觉得孟馀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随后，傅斯年又对在场的汪敬熙道：“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 　　汪敬熙听罢将嘴一撇，颇为不屑地答曰：“他算什么，我决不投他票。” 　　傅斯年又对翁文灏、王世杰说道：“你看如何？”翁、王二人无言以对。 　　盛怒中的傅斯年仍余气未消，转身又对同时在场的段锡朋说道：“书诒（段锡朋字），你算一下看，老顾能得多少票？” 群英会陪都（5） 　　汪敬熙、段锡朋与傅斯年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共同举事的一代名将，也是北大学生创办的文学期刊《新潮》的主要骨干和支持者。在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作为北京各校学生天安门集结游行总指挥，亲率游行队伍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贼曹汝霖等人。这年冬，傅斯年因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汪敬熙、段锡朋与罗家伦、周炳林、康白情等5人，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于翌年初，以蔡元培早已与上海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商定捐赠的十万巨款放洋，当时社会上号称“五大臣出洋”，后来又增加了北大学生孟寿春，放洋者变成了“六大臣”，惜当时的新闻热点转移，孟寿春放洋之事社会上知道的人不是很多。1923年，汪敬熙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因傅斯年与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和德国学习如鱼得水，段锡朋与罗家伦慕其环境与人气，相继由美转欧，段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罗先入伦敦大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段、罗二人与傅斯年经常见面，互相辩难，在欧洲大陆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汪、段、傅、罗等原五四学生领袖学成归国后，于政学两界很快崭露头角，并成为掌控一方的风云人物。罗家伦于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段锡朋于1930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汪敬熙由中山大学教授转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由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转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因为五四运动的经历与同学之谊，傅、罗、汪、段等“海龟”，渐渐形成了一股足以影响朝野的新生力量，无论是宦海沉浮，还是学界兴风作浪，这股力量像当年北大校园里涌动的《新潮》一样，总是锋芒毕露。此次面对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这个团体同样以鲜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强势态度。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所看重的只有自己的老师如胡适等几个北大出身的前辈人物，“介公条子”中提到的顾孟馀虽做过北大教务长，也属于师辈人物，但后来离开北大转向国民党中枢，从事政治活动，并与高官大员眉来眼去，仕途一路攀升，与学术界人士、特别像傅斯年之辈关系早已疏远冷淡。这些心高气傲的后生们针对顾在人生道路上的变迁与为人处世的态度，来了个以牙还牙，同样对他视而不见。段锡朋与朱家骅根据顾孟馀的名望和人缘，粗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得8票，而这票数几乎囊括了整个北大出身的评议员，甚至连汪敬熙也计算在内，而汪则表示坚决反对。面对这个不祥的结果，翁、王、朱等人均沉默起来。 　　这个插曲只是小范围内的商议，假如就此打住，各自相安，倒也无事。但这“下条子”一事不知被谁捅了出去，辗转传闻，立即引起众评议员的盛怒。此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同时也是对学者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侮辱，一时群情激昂。陈寅恪带头明确表示如要把孟馀选出，胡适也必须选出云云。尽管顾与朱都是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时的上司，翁、王二人与自己也颇有交情，但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仍倾向于推举胡适，其理由如傅后来在致胡适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按照翁文灏的说法，当他将众人的意见反馈到陈布雷处时，陈氏急忙对之作了解释，说介公只是在与他和张岳军（群）谈及时，提到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但也“未言决即更改”，如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言“对院长人选，曾提及吴稚晖、戴季陶、钮铁（惕）生等，嗣又提及顾孟馀云云”。既然介公本人也只是非正式地提及，并没有一个断然的决定，翁文灏除向陈布雷说明“盼能依法办理”，希望不至破坏法律条例外，也就没有再作更多的表示。随后，翁特意又走访了陈布雷和蒋介石在表述时另一位在场者张群，也没有探听到与陈布雷不一致的说法。下午，翁文灏、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等一起，又与王世杰专门讨论选举院长事。据翁文灏日记载，当时王世杰只是表示，关于此事，他本人“有二个consciences（良心）”。两个什么consciences？翁日记没记，王世杰具体说没说也不得而知。 　　除翁文灏的一面之词，另有一条消息在评议员间传开，谓王世杰最不愿意驻美大使胡适此时回国。用王的话说，虽然胡适算不上一流的外交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变的，但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可以设法转变的，胡博士去做就比其他人有效，因此极力反对让胡适回国当院长云云。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得罪天下儒生的骂名，让陈布雷“下条子”推举顾孟馀，就是王世杰的移花接木之计，没想到弄巧成拙，遭到学者们的强烈反弹，并对王大为不满。翁、朱二人一看众评议员的激愤之态，才知道这帮学者与纯粹的官僚大不相同，“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翁、王、任、朱四人撇开顾孟馀，又开始为争抢这把交椅勾心斗角起来。 群英会陪都（6） 　　当天晚上，翁文灏、任鸿隽联名出面请客，席间有任的夫人陈衡哲作陪。翁、任联盟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各有打算。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吃饭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仍不买账。为了这次评议会，陈寅恪带病专程赶来参加，曾几次对众人表示：“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陈寅恪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看重的就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就是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这次宴席上，陈寅恪同样大谈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言称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云云。这个说辞，显然是向在座者宣示，只有胡适才有资格来坐这把天下儒林盟主的交椅。这个时候，尽管国内有不少党国要人对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子上，“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之行径颇为不满，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政治集团大为不快，恨不得立即将他抓起来投进监狱，甚至连同傅斯年等一帮前呼后拥的喽啰一并逮捕法办，以达到斩草除根之目的，但远在美国的胡适仍是照领不误，直到中研院院长选举之时，国人并不清楚他以中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国外受领了多少个博士学位。不过从胡适一生在国外共弄了35顶博士帽子推断，这个时候恐怕已有30多顶博士或相关的名誉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了。除此之外，弄到的“外国会员”头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能量，如同三国时代虎牢关前的吕布，是翁文灏与任鸿隽加上陈衡哲三位男女英豪合在一起都无法匹敌的。故陈寅恪之说，得到了大多数入席者称许，翁、任、陈三位一时颇为尴尬。 　　眼看自己的酒钱就要打水漂，满腹心事与梦想也即将付之东流，任鸿隽力图扭转颓局，强调道：“凡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 　　傅斯年听罢，表示对此不敢苟同，谓“挑去一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也是枉费心机。 　　陈寅恪当然明白翁文灏与任鸿隽的醉翁之意均在自己而不在胡适，遂表示道：“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李四光时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陈寅恪看来，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龟”李四光所具备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而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一间四面封闭的小黑屋里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可以弥补的。至于任鸿隽其人，就不足道哉了。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业绩，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作为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除了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弄了个灰头土脸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 　　当然，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只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宴席在各怀心事的沉闷与吵嚷气氛中不欢而散。回到住处，陈寅恪把手杖往墙角重重地一扔，对傅斯年愤愤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陈氏所说的“几个秘书”是指暗中角逐叫劲的翁、王、朱、任等人。 　　次日，在翁文灏主持的欢迎评议员宴会席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3票，胡适得22票，朱家骅得19票，王世杰仅得一票，任鸿隽零票。 　　王世杰一看自己仅得一票，顿觉失了面子，众人也大感诧异。王在窘迫中把这个悲惨结局归罪于傅斯年，认为傅对众评议员传播他在背后鼓动蒋介石要举顾孟馀并下条子事，引起众怒，导致了这场难堪的败局。为此，王世杰对傅大为光火。傅斯年见此情形，大喊冤枉，并对外声明，自己从未说过王鼓动介公下条子之事，而“雪艇决不会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与布雷等谈及，无意中出此支节，容或有之。要之，亦是为研究院”云云。此时外部传言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傅斯年这个替自己洗刷、又替对方开脱的声明，王世杰并不领情，仍是余怒未消，且对傅斯年耿耿于怀，“总不释然”。 　　第二天晚上，不知由谁出面，居然把蒋介石请出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并未言及人选之事。此次宴会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由于前几日众评议员风闻蒋亲自下条子的缘故，陈寅恪心存不满，对蒋极为看轻，宴罢之后赋诗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陈寅恪曾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领神会，将诗收入他的《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照吴宓的诠释，陈诗中的“食蛤”指蒋介石。据宋代笔记《萍洲可谈》有“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大蛙也”句。而按晋代郭璞《葬书·杂篇》解释：“螣蛇凶危，蛇心险有毒，故多凶。遇蛙、蛤则贪婪，而为小人。”也就是说，此时的陈寅恪是把蒋介石当作小人来看待的。 最后的博弈（1） 　　最后的博弈 　　1940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三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任的投票支持者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创办的“科学社”几个铁杆弟兄。蒋介石举荐的顾孟馀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强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傅致胡适信语）。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自己暗恋的人，或一直痴情暗恋自己的人--胡适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情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莹）深有同感，谓：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得，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但是且慢，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当说到顾孟馀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一招令傅斯年大感“出人意外”，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只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汪敬熙等众评议员们的强烈抵制“而未办到”。蒋介石交待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在关键时刻弃顾孟馀而“偏举上自己”，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愤怒，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固守所谓“自由、民主”等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交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一通口谕。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后的博弈（2）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未真正非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怠，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干--两头无功，反而有害，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作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开脱，他以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豪气与智慧，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强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上下活动，设法让胡适继续坐在那把驻美大使的椅子上，万一失败，也要用奇招作最后一搏。此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接函后，王世杰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作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不变，外交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至此，胡适与傅斯年，包括陈寅恪、汪敬熙、段锡朋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干人马，悬着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注释 　　①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②蔡元培这样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涯：“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 山坳里的身影（1）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傅斯年虽答应协助朱家骅主持院务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能以暂代身份出任总干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回昆明处理史语所事务，然后再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政府与外界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及其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由市内扩大到郊区。这引起了昆明的混乱与恐慌，日军趁势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在昆明城内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住在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甚为悲苦。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和历史经验，驻昆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便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纷飞的城市。 　　群星灿烂的年代｜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全部搬迁。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教授，也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派员前往叙永安营扎寨，欲把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元月初，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按：从长沙迁昆明时，部分器物已转移重庆等处），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沿长江水路匆匆赶往李庄处理史语所事务。 　　这个后来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四大中心之一”的李庄镇，位于叙府（今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按：宜宾之上不再称扬子江）。镇内外除了具有川南风格的民居，另有自明代以来陆续兴建的9座宫殿18座庙宇，外加两座教堂。其建筑规模称雄川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是川南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郊外一批庞大规模的建筑群落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两个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共一万余人，迁往此地成为可能。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板栗坳史语所旧址（俞国林摄） 山坳里的身影（2）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于一座大山的山顶，要从镇内到达其地，需越过大片的稻田和树林，然后上山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在晚清时候曾经暗藏刀兵的反清大本营，像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壮观。除当地人生活用房，尚有不少房舍可供租用，能安排研究人员和家眷居住，并放置大批古物与图书等珍贵物资，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达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险，乐意上山与众人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的仍想住在镇内，但以霸气著称的傅斯年做出硬性规定，除李、梁二人外，所有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搭伙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会的生活。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几处大院落为主。 　　傅斯年将房屋分配完毕，又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急如星火地在李庄长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赶赴重庆，以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身份协助代院长朱家骅处理日常事务，史语所的工作先是由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后由董作宾代为照管。 　　李庄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王荣全摄） 　　与史语所一道迁往李庄的学术机构，还有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自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家民营机构，不属于国家拨款的学术单位。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南迁，明确规定对一些民间学术机构“弃之不顾”，中国营造学社就属此类。尽管如此，在北平沦陷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部分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还是决定南迁，避免日本鬼子与汉奸的纠缠，做出有碍于民族大义之事。梁、林夫妇携家带口，出北平，走天津，转济南，进长沙，退昆明，迁李庄，历尽千难万险，总算又有了一个新的落脚之地。不过此次迁川，并非出于梁、林等人意愿，实是被迫而来，因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撤退时，将大量藏书一并带出，中国营造学社力量单薄，几乎无书可资借鉴，必须与史语所在一起，才有条件阅览图书，以便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梁、林夫妇与傅斯年、李济等人皆有个人私交，但面对其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好在营造学社人员迁来不久，先行到达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与林徽因等便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租到了一处农舍，算是落下脚来。这处房舍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梁思成与刘敦桢携家带口，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和同仁宿舍。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供借阅，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和编写。为此，稍后赶到李庄的梁思成（按：因病在昆明稍作滞留），专门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也就可以慢慢做下去了。 　　四川地处盆地，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期就一直身体欠佳、特别是患过肺病未得到根治的林徽因无疑雪上加霜。当1940年秋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林徽因就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不退。李庄镇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富庶与繁荣，在连续不断的战乱中，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既没有治疗肺病的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抵抗、煎熬。从此，林徽因卧床不起，与病魔坚苦地抗争。尽管她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越发加重，每日在穷愁病痛中苦度时光。 　　1925年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因病辞去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携夫人俞大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史语所居住。经过短暂的休养，傅斯年严重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当他下得山来，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时，才看到林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沉疴，性命堪忧了。傅斯年闻讯，焦急万分，立即想方设法挽救梁思永的生命。 世间已无梁启超（1）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之一李济的引荐。 　　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在最初十几年中，其体制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呼吁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赞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在胡适的建议下，曹校长首先聘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聘请足以堪当学术重任的导师来校任教。未久，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继“四大导师”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博士李济（字济之），又加入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行列。 　　1923年，年仅27岁的湖北钟祥人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声名赫赫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二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其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所做出的成果和贡献，毕士博写信至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在丁文江鼓励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未久即辞去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的队伍，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曹云祥推荐。曹氏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关系融洽，但最为投机、走得最近者，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这一关系的形成，自是与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学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还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为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世间已无梁启超（2）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鼓励和毕士博支持下，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从而催生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随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调查发掘过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李、袁二人到达晋南，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了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10月，经李济协调，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后者支出大部分经费，由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按照双方拟定的合同规定，发掘出土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国，撰写的研究论文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在中美两国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几年间所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后来他虽然又外出过几次，皆因军阀混战而停止。对于此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说道：“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张氏所言大体不差，在当时的中国能做到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一点，的确是要有一番魄力和识见的。 　　对李济与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这项合作发掘事宜，梁启超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他凭借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曾两度写信给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请其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为此，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为有了“阎老西”的撑腰和关照，使得当地官吏与土匪地痞等黑白人物，皆不敢对李济一行破坏和捣乱，田野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美籍犹太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和水野清一等等。对这一现状暗怀不满、外加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1926年秋，他在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前来中国访问的一次演讲中，曾对这门学问的前景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魄力，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的“饮冰室主人”，在儿子思成、思永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让长子思成与未婚妻林徽因一道，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按：林到校后改学舞台设计等艺术专业），次子思永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专业。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对于这一安排，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曾自豪地说道：“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哈佛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梁启超极其高兴地向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为其回国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可跟随李济到广阔的三晋大地一试身手。 　　1927年1月梁启超致梁思永家信之首页影印件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70多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几个昼夜风餐露宿与旅途艰险磨难，总算将全部器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近代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成功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宗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所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清华大学教务长兼国学研究院事务主任梅贻琦、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皆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作的长篇发掘报告并观摩了出土遗物，特别是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欣喜异常。回到寓所，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致连夜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世间已无梁启超（3）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淋漓酣畅的笔墨，挥洒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按梁启超的打算，梁思永在国内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梁启超的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早已跳到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塌--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按：梁为广东新会人，故以“新会”称之。)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渐显颓态，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疏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他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7年那个溽热的夏季，刚从美国归来，跟随梁启超在水木清华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话，由于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但大多数时间是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 　　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无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师生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一代大师就此远去。 梁思永东北之行（1） 　　梁思永东北之行 　　就在梁启超去世前的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意气风发地喊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等响亮口号。口号喊过，傅斯年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交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1929年6月底，仅开办4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转型的嬗变过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中旬，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全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大显身手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识见，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紫禁城内阁大库档案以及西域出土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二组的工作也在赵元任担纲下，相应地开展起来。未久，考古组进军安阳，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的调查以及小屯的田野考古发掘，轰然打开了殷商王朝湮没近四千年的历史之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得以改写。② 　　1930年夏季，梁思永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有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情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名流，开始了近20载交往共事的人生旅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这个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萌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正准备与日本人就东北问题在学术上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一搏的傅斯年，忽见“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梁思永学成归国，并归属史语所大旗之下，心中大喜，立即电商蔡元培，欲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思永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实物书写历史，藉此堵住日本人煽惑众人的嘴巴，揭穿他们为占领中国领土而叫嚣“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梁思永东北之行（2）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根据傅斯年指令，打点行装离开北平向东北进发。尽管此时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一年，但日本关东军已原形毕露，经常无事找事地挑起事端，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借口。梁思永抵达黑龙江省辖区后，顶着当地正在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这个时候的昂昂溪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天气已如关内的冬天。梁思永一行到达后，顶着寒风，对一、二、三、四号沙冈进行巡视，很快发现了古代遗物和遗址。梁思永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于次日对几个沙冈进行考古发掘，每次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角卷到大腿根部，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挖出一个墓葬并清理后，梁思永与助手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梁氏本人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岗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整理、研究，部分交与当地政府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思永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并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梁思永以一个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广义的）辽河流域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进行鉴别和比较，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插图和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对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永就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树立了科学典范。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在北平出版，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这一事实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傅斯年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实物见证面前，日本人尽管仍极力狡辩，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在后来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配以赤裸裸的军事冒险行动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梦想。 殷墟发掘的光芒（1） 　　殷墟发掘的光芒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期间，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与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前来视察1931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第四次安阳殷墟发掘宣布开始。此次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人员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刘屿霞、王湘、周英学，以及河南省派出的关百益与河南大学实习生石璋如、刘燿（昭邻、尹达）等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永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神采飞扬地来了。 　　此前，安阳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有字甲骨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凸出地面、名叫后冈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到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殷墟王陵区M1550大墓出土的四排人头骨梁思永堪称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海龟”，也就是李济所言“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梁思永很快显示了学有所成的深厚功底和识见，其思维方式和技术技能，比包括李济在内的其他“海龟”更胜一筹。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并以超凡的才识，于荒芜的田野发现黄土之下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现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其掌握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仰韶特别是甘肃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此前李济等人发掘的济南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学术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济南章丘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的第二次发掘。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较，梁思永指挥的此次发掘，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科学的改进： 　　一是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开工伊始，根据梁思永的建议，经同仁一致同意，改变上次发掘中六名民工同开一坑的做法，分阶段逐次增人。开坑之初，仅派两人同挖一坑，即一锨一镢合作；掘至两米深的时候，因坑旁积土增多，翻运困难，再增一人；至三米深后，每坑增至四人；再深之后，每坑增至五人，并改用辘轳往外提土。以此方法，各坑人数虽不固定，但每人都有固定分工，干活快慢极易比较，且坑内由于人员减少而增大了每个人的立足之处，可以自由活动，工作效率比上次大为提高。 　　二是利用布袋盛装出土遗物。上次发掘主要以麻纸包裹出土遗物，然后放在筐中，以便搬运，出土之处的坑位也写在包裹出土物的麻纸上。当时麻纸一角钱仅买10张，只用一次便破损无法再用。此次发掘，为节省费用，改用面粉口袋代替麻纸。只有一些小物件及特殊物件，仍用麻纸和封筒包装，并作特别标记，然后再装入面袋。面袋一角钱一个，每个可用数十次不坏，并且文物装袋之后不易混乱和碰撞，尤其便于运送。每个坑的出土文物分别装入同一袋中，另写一小纸条放入袋里，标明出土坑位、地层等情况。 殷墟发掘的光芒（2） 　　三是改换记录方式。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物只标写总号，未标出地点，在后期整理中区分十分困难，不得已又重将全部材料铺展开来，一一查对核实方辨别出来。当把地点标完之后，再进行整理，发现既有出土地点的标志，就没需要标出总号了。梁思永指挥的发掘方法，每层出土物仅标明出土地点，而一概不进行编号。只是遇到极特殊的出土物，除出土地点外还需标明其他情况时，才进行编号，例如下列情形：“125（编号），A25：15（出土地层、坑位）其附近有红烧土及木炭，炭中夹杂烧焦之兽骨（记载）。”出土之物，洗去泥土，即比照面袋内纸条上所写的出土地点，分别标在每件实物上，再取登记本，连同一般的出土物及特殊出土物一并进行登记。这种登记本为活页式，且每个探坑单独制作，每个探坑内的深浅及各层之间的异同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次发掘，只记录了每坑中实际拣取的出土物，对于舍弃不取的出土物则无记载，这对发掘结束后对遗址、遗物的研究很不利。梁思永主持发掘的记录，无论拣取数量多少，逐项记录。例如：某探坑，出陶50件，拣30件；出骨20件，拣10件，等等。如此这般，取舍的数量一望而知，编号和数目统计也变得容易多了。 　　殷墟王陵区M1400大墓东墓道及墓底积水情形 　　到了城子崖发掘后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几个已经掘进一米多深的探坑，变成了一个个灌满浑水的陷阱。按以往的办法，要等待坑中的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而这要耽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面对此景，梁思永与发掘人员心急如焚，眼看天气越来越寒冷，日本人步步进逼，敌占区已扩大到离殷墟不远的冀东，而殷墟的发掘还在紧张地进行，况且，有限的一点经费也不允许在此多加耽搁。经过商量，梁思永决定采纳吴金鼎的建议，打破常规，借用老乡的水桶将水排干，以便尽快发掘。当水桶等工具借来后，梁思永第一个卷起裤腿跳入水坑，与大家一起把雨水一桶桶提出坑外，然后赤脚趟着冰冷的泥浆，弯腰弓背用手一点点向外发掘。至10月31日，发掘工作暂告一个段落，除去星期日休息，实际工作20天。最高用工人数每天48名，共开挖探坑45个，总面积15208平方米，发掘遗物共装60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籍委员会保藏。 　　1932年3月，第二次发掘的物品全部整理完毕，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田野考古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③ 　　城子崖遗址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更加坚信后冈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翻起沧浪之水，并沿着时间的脉络由久远的过去向未来一路流淌荡漾开来。梁思永也因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商王朝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的发现甲骨与甲骨文具有更大的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殷墟发掘的光芒（3）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冈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记载。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接待前来参观的傅斯年（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又号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当然，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徐中舒、滕固、王献唐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5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一百零二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八十五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 　　1936年6月13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出土完整的甲骨灰土柱三次大规模的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出来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喋血中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9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上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 　　殷墟出土的完整的带字卜甲及其背面（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沟桥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华东陷入全面危急。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已出任浙江省主席，无法继续兼任该职，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工作。 醉别清溪阁（1） 　　醉别清溪阁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万余人突然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上海战事正酣，南京国民政府即根据蒋介石拼中华民族全力与日本决战到底的战略方针，开始设法动用一定的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宝、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与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准备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南昌一带转移。 　　此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根据战争形势的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购置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8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安置等事宜。 　　就在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向长沙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流亡西南。 　　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扬子江将有巨战”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醉别清溪阁（2）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这个结果，使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久远的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籍研究会万岁！”（按：该会最早成立，并促成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籍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苦难的李庄岁月（1） 　　苦难的李庄岁月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徐特立等人的操纵只能是一厢情愿，临时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打点行装，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物理学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本年度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暂且封存于长沙。”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在梁思永具体指挥下，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西南联大师生已陆续赶到并开始筹建校舍，梁思成一家已由长沙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短暂分手之后，又于这个陌生的边陲小城再度相会了。可惜好景不长，因昆明上空日机炸弹不断向下倾泻，入昆的教育、学术机构不得不入川躲避。 　　李庄史研究专家左照环说：“这就是当年梁思永住居的房子。”（岳南摄）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梁思永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中的一座偏房。 　　因罗南陔属读书人出身，且时任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自梁家入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以接济他们的艰难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友情一直保持下来。 　　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在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据石璋如回忆，在昆明时，梁思永骂当地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李庄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梁思永“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可以看出，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自1934年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问世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的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大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但仅此二文，即令学术界人士“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苦难的李庄岁月（2） 　　在李庄羊街住宅的梁思永一家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做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这样一番折腾，梁思永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时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福曼是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哥表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岁月里，二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④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当他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加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他未来岁月留下了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生龙活虎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摆地摊变卖家中的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给予她幼小心灵以莫大的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同仁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十八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1）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拿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关于此次病情，梁思成在给他的妹妹、当时正由广东准备流亡四川的梁思庄信中有所披露：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mayhappen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的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Hewasbenifitedby二嫂'sexperience。幸喜天不绝人，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此信说的是1941年夏天之前的事。想不到秋后，梁思永的病情又开始反复，有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孤独地忍受病痛的煎熬。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复发，且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一职，由重庆赶往李庄。 　　在李庄镇羊街8号，傅斯年详细询问了梁思永的病情，得到的结果是病情暂时得到遏制，但仍“颇使人忧虑”。傅斯年环视周围环境，认为罗家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肺病病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商讨，傅斯年决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语所租住的一座院内，专门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凉台等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凉台上作简单的室内活动。待一切准备停当，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称作“新房子”的地方居住下来。 　　此时中国抗战由于珍珠港事变和美国对日宣战而有转机，但除极少的贪官污吏与发国难财的奸商外，全国军民的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央研究院各所同仁无不在艰难中苦撑度日。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疾病中的林徽因。于是，1942年春天，他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2）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此信发出十一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 　　骝先先生院长 　　企孙、毅侯两兄赐鉴：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墟）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人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 　　日安！ 　　傅斯年谨颂 　　四月二十九日⑤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3） 　　写完此信，傅斯年思虑半天，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 　　骝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尽之意。思永是此时中国青年学人中绝不多得之模范人物，无论如何，应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贫，即可卖之物亦无之(同人多在卖物补助生活中)。此种症至少须万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办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医院费公家报销，弟初闻愕然，托内子写信给毅侯兄勿如此办，内子谓，然则将何处出耶。弟后来感觉，去年之病，谓为因公积劳，非无其理，盖1月中弟即自觉有毛病，而以各会待开，须自料理，不敢去验，贻误至于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势，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为格外之体恤，弟亦觉非何等不当之事。思永身体虽原不好，然其过量工作，实其病暴发之主因。报销既无问题，甚愿兄之惠准也！ 　　专此，敬颂 　　痊安！ 　　弟斯年再白 　　四月二十九日 　　与早年和梁启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济不同，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他进北大求学以及留学海外后归国的那段岁月，梁启超的思想光芒已经暗淡，影响力显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与时代脱节，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没有当年万人景仰的盛况了。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奉校长曹云祥之命聘请梁启超为导师时，曾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钦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只是吴宓在感叹之后，“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无论如何，梁任公对社会改良以及“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这就是说，梁启超思想光芒的余辉还是在吴宓、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闪耀未绝，只是仅此而已。从梁思成与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参与，如徐志摩乘机遇难之事，傅斯年就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参与了处理后事的讨论，但仍不能说是深交。当年北平以林徽因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厅”，也少有傅斯年出没的身影，这一缘由与傅本人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有关，但徐志摩也并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却是“太太客厅”最为活跃的座上客。两相比较，可见傅与梁家交往之深浅。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对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氏所言乃因“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梁思永到史语所后，一直作为傅斯年的下级从事工作，其间亦无如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三人关系转化成亲戚关系的枝节。（按：陈、俞、傅三人乃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时的同学，陈与俞是姑家表兄弟。三人学成归国后，陈的妹妹陈新午嫁与俞大维为妻，俞的妹妹俞大嫁与傅斯年为妻。）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其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正常互动，整个脉络清澈明媚，没有半点污浊之气，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也。 林徽因的感恩信（1） 　　林徽因的感恩信 　　傅斯年对梁家兄弟以及林徽因的关照，很快得到回应，林徽因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感念之情。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在李庄时病中的林徽因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林徽因此信，当时不为外界所知，许多年后，当它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汎森发现时，已没有落款日期。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云云。 林徽因的感恩信（2）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按：林洙是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在清华时代的续弦。）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好友、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从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采用吴荔明之说，梁家兄弟得到实惠，其数目也绝没有傅斯年在信中请求的那样多。这年8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这样说道：“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并“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中云：“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如果傅斯年通过朱家骅搞来他信中所求的专款数目，以资助梁氏弟兄，想来不会把一个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正是由于专款的数目过少，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把梁思永从生死线上解救出来，傅斯年才以他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也才有了史语所同仁不满舆论的滋生，以及后来傅斯年本人有些恼火情绪的流露。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由此两难境地，更可见傅斯年处世之风格，用心之良苦。而这诸多的不易，只能徒令后人感慨万端，对天一叹了。 　　梁思永的病情时好时坏，基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生性倔犟的他仍想竭力把自己主持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整理出来，以对当年的工作有个交待。他在病榻旁放置一张小书桌，所需资料放在一旁，另外专门制作一块木质写板，纸张夹在木板上，人可以半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凭着这种坚强的毅力，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梁思永完成了整部报告的纲领和一部分初稿，后因赴重庆手术治疗，报告撰写工作被迫中断。 梁思永之死（1） 　　梁思永之死 　　随着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永更加急切地盼望自己能恢复健康，以便完成报告撰写工作，并继续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就在这时，他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征得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帮助下，梁思永乘船来到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并在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凯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一说切除六根）。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疗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工作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柏林大学时的同学，且是郎舅关系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帮助，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此时梁的身体仍未恢复健康，只能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被抬上飞机。傅斯年以个人名义拍发电报，让时在北平的妻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因北平气候和医疗条件较好，梁思永病情稍有好转，但仍无力赴已复员到南京的史语所工作。 　　1948年7月2日，李济由南京致信仍在北平的梁思永，除了交谈业务上的事宜，还对梁致以亲切慰问： 　　思永吾兄： 　　考古学报第三册近已出版，拙著《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抽印本，今晨寄到，特航寄一本，送呈吾兄评正。此文于付印之前，未能就正于兄，为弟一大憾事。排印期间，校雠数次，仍有脱误。原文尚有数处未作到十分满意，诸祈指正，曷胜盼祷。中篇《锋刃器》已将脱稿。“小刀子”一节拟借用侯家庄材料作比较参考之用。至希惠允为感。又上篇亦有数处用到侯家庄材料，以为旁证，并希吾兄加认。近日第四期已可集稿；本组同仁，均努力异常，一年以来，不少佳作，此亦穷苦生活中之另一境界也。尊体近日何似？嫂夫人想必康健。柏有读书想必大有进步。自令姊令娴夫人北归后，即未得兄消息，但心中无日不念也。余不尽，专此并颂 　　暑安 　　弟 　　李济谨启 　　据许多年后得到这封信原件的李光谟的解读，此信前半部所言，反映的是史语所考古组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即，凡田野发掘的出土物或其他发现，主持发掘人有第一研究权，其他人若要在论文或报告中使用，需征得对方同意。因梁思永在安阳殷墟主持了这一遗址的发掘，故李济利用这批出土材料著文，就需按规矩取得梁的认可。 　　同年8月5日，梁思永回信： 　　济之我兄： 　　考古第三册抽印本和里面附带的信收到了，多谢。大著已拜读过，佩服佩服。偶有鄙见与尊说不尽合之处，也只是彼此看法上稍有差别，且多涉及枝节问题，无关重要。他日会见时再当面请教。侯家庄材料请兄随便使用，三组工作兄所领导，何须如此客气。 　　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有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为了肃清气管里病菌，现正试用链霉素。已注射了六十三克，似颇有效。预备再注三十七克就停止。 　　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 　　看情形秋后大概可以开始做点俯案工作。欲想趁机整理两城报告。不过在这动荡不定的大局中，把珍贵的稿子拿到北方来，又觉不甚妥当。盼兄分神考虑考虑这问题。内子小女托庇粗安。即此顺祝 　　暑安 　　嫂夫人、光谟统此问候。三组同人，见面时祈一一代候。 　　弟思永拜上 梁思永之死（2） 　　据可考的史料推知，这是梁思永在生命暮年，与史语所同仁最后一次通信，信中流露出彼此的学术情谊、相互尊重以及各自在研究工作上的良好愿望。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作为共同当选人文组院士的梁家兄弟，梁思成出席了会议，梁思永因身体原因未克出席，仍在北平养病。 　　1948年12月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军政人员开始向台湾孤岛大举溃退。根据蒋介石密令，由朱家骅、傅斯年亲自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如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携带所内保藏的青铜器、甲骨、玉器等珍贵文物，连同大批孤本藏书，由李济任总押运官，乘军舰与货轮撤往台湾。未久，傅斯年也乘机仓皇离开南京赴台北，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兼史语所所长，整个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仅有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几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 　　1950年8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被新生的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考古所所长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尽管梁思永身体虚弱无力，不能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仍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回忆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1953年，梁思永在北京大学中关园96号梁思庄家休养，每天上午都在院内葡萄架前晒太阳自1950年秋开始，中科院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和赵固、北泉等地东周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参加发掘的青年考古学家们撰写《辉县发掘报告》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当时刚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晚年回忆：“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文物出土，而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短缺，难以应付四面开花的新局面。为有效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和古代遗迹、遗址，1952年至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号称文物考古学界的“黄埔四期”。梁思永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设置，以及实习选点等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认真建议和安排，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来自全国三百四十一位文物干部接受了培训，并很快成为各地区的业务骨干，许多人后来成为文物界著名的大佬。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成立考古专业，梁思永带病给予支持并参与筹划，为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年后，1952届的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梁思永作为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施于自己的恩泽。 梁思永之死（3）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李福曼打电话叫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头脑尚清醒的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吴荔明回忆，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杰弗逊。”--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花落春仍在（1） 　　花落春仍在 　　梁思永去世前，对前来看望的考古所同仁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最令他牵挂惦念的仍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他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追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婉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重新启动了编撰程序，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高去寻（晓梅）主持此事。高受领任务后，在梁思永原稿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数年，终于完成，并以《侯家庄》为总标题分册出版。 　　1935年，当25岁的高去寻进入史语所时，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史语所考古组参加安阳发掘的“十大金刚”，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两个末尾，说明高氏在史语所同仁中属于资历较浅的一位。尽管资历较浅，但高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深得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赏识，也受到同辈学者推崇。高去寻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被向来以“拔尖主义”为模式的傅斯年当作“尖”拔到史语所。在发掘工地上，高去寻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很快受到梁思永喜爱，遂当作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史语所以傅斯年为首的“海龟”派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一千八百座墓葬中，亲自调查摸索过约三百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和诀窍。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殷墟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这一别竟成永诀。 　　与高去寻一同随史语所赴台的石璋如在回忆梁思永的文章中，曾提及梁去世的消息传往海外的渠道：“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受梁思永不幸病逝的刺激，史语所所长董作宾决定在台湾完成梁思永未竟的事业，对安阳殷墟发掘的同仁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待。董作宾、李济等人商量后，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董作宾与李济已正式把高氏当作梁思永衣钵传承人加以看待和要求，此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以看得分明。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末完之愿也。”⑥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旧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当时高去寻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末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按：杜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曾颁布命令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台湾可由此俯视大陆。这一做法成为笑柄，广为传播。）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杜的分析自是有其道理，高氏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抗战，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撤往台湾才逐渐稳定下来。傅斯年当年怜其高才，曾为此做过放洋留学的努力，惜傅氏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元任通信过去一年半之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惋惜的那样：“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花落春仍在（2）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工地，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 　　第一章：墓地之地理位置与环境。 　　第二章：墓地发现之经过。 　　第三章：墓地发掘经过。 　　第四章：西北冈文化堆积之结构与殷代墓葬在堆积层中之位置。 　　第五章：殷代大墓总述。 　　第六章：殷代大墓分述。 　　第七章：殷代小墓总述。 　　第八章：殷代小墓分述。 　　第九章：遗物分类（据资料形态）叙述。 　　铜、金 　　石、玉、绿松石 　　骨牙、龟版 　　贝、蚌 　　陶 　　仪仗痕迹 　　第十章：殷代装饰花纹之分析。 　　第十一章：人骨遗存。 　　第十二章：鸟兽骨遗存。 　　第十三章：后代墓葬之分布与叙述。 　　表一、殷代小墓分析表 　　表二、殷墓重叠相叠表 　　表三、遗物登记表 　　这份遗稿是1954年由李济亲自点验后交给高去寻的，高在整理后作了准确统计，数据如下：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决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 　　乙编：大墓 　　丙编：小墓 　　丁编：其他墓葬 　　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 　　乙编：青铜 　　丙编：其他 　　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 　　乙编：头骨 花落春仍在（3） 　　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个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按照这一新的规划，开始了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他的后半生便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史语所人员在安阳殷墟发掘的M1002号大墓形制高去寻参考梁思永遗稿，把西北冈发掘遗物全部从库房中提取出来，一一展开核对、测量，照相，对墓葬的位置、保存情形、盗掘经过、墓葬以前和以后的遗迹、墓坑木室的形制与工程、墓内外残存的殉葬遗物等等，一一检索、整理、加工。如此这般，整个殷墟王陵大墓纲举目张，清晰地展现在面前。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共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仅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令观者为之一震，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百分之八十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远没有计算在内。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重新写就。高在《1001号大墓》辑补后记中说：这本报告编撰的三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器物的整理上，“有时一件器物的找寻，或一件破断器物的接合，势须将西北冈甚至小屯的此类出土物全部清查一遍才能解决；有时一件田野登记号已失或模糊不清的器物，是否1001墓出土，需要翻阅全部《墓葬登记表》、《田野记载表》、附图、发掘日记、照片等等才能确定”。即使这样，还是有不能核对的东西。1958年1月7日，高去寻在给张光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苦楚：“西北冈的报告，文字部分不用说，就是梁先生当年画好了预备出版用的那张墓葬分布图，上有二十一座墓葬漏列了。现在查原记录、图表，费了两个月的工夫，还有四座墓葬不知下落（这四座都是石先生掘的，当时既没画位置图，也没记载）。”石先生是指石璋如。令高去寻颇费力气的原因，除了当年发掘时有部分缺失和遗漏，也与发掘之后万里迁徙有一些关系。做这种枯燥、烦乱的工作，高去寻心情的郁闷与无奈可想而知。10年后的1968年，高去寻再次向已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张光直倾吐苦水：“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张光直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几本“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1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⑦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是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这是高氏的自尊和自谦之处，也是对老师梁思永心血的敬重，以及对自己栽培之恩的答谢。对于高去寻耗数十时光所付出的心血，史语所同仁与有关学者皆了然于心。正如张光直所言：“梁先生原稿与辑补稿的排比根本不同，后者大部分是从头写的。凡是亲眼看过高先生从事整理遗物、测量、绘图、照相、查号、查笔记、描写和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这'辑补'的工作，比他自己从头写起还要辛苦。” 　　对此，李济在1001号大墓发掘报告序言中曾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考古发掘成果，经过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在梁思永去世42年后才得以较为完整地以这种特殊形式出版问世。这一宏大建构的完成，不免令人感慨万千，倘若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花落春仍在（4） 　　注释 　　①营造学社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创办于1929年，社长朱启黔，社址在北平中山公园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学社南迁，经长沙至昆明，1940年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镇。学社下设法式和文献两组，分别进行古建筑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刘敦桢主持，对全国重点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论文与专著，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20期，以及《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单士元著)、《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0种(刘致平编著)、《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等书刊和图录。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由李庄迁回北平，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原学社人员，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并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所。学社人员大多数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仅存其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未予恢复。 　　②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和参加，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田野发掘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殷墟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③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1921始至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年），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有红底黑彩、深红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和其他遗物，在对甘肃、青海等多处地方的调查中，搜集了大量彩陶。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范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至20世纪末，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两地构成了仰韶文化的中心。 　　城子崖遗址分布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原属山东省历城县）武原河畔的台地上，是第一处由中国考古学者自己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这片台地名为城子崖，1928年由考古学家吴金鼎首先发现，1930年～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的面积达15648平方米，上层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 　　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前，安特生对发现的彩陶进行分期研究，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通过李济、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等人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等等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在清华任教的梁启超给梁思永信中提到的“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即指此事。 　　④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长子，是梁任公的次子，比梁思成小四岁。思永与福曼只是名义上的姑表亲，没有姻亲血缘关系。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是贵州人，生有思顺、思成（男）、思庄等一男二女；王桂荃，四川人，生有思永（男）、思忠（男）、思达（男）、思懿、思宁、思礼（男）等四男二女。 　　⑤骝先，朱家骅表字。咏霓为翁文灏。企孙，指叶企孙，叶氏原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时接替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毅侯，指王毅侯，时为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 　　⑥此信是李济1979年去世十几年后的1992年，其独子李光谟赴台北，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李济遗存大批信件、遗稿、日记和笔记中翻捡出来带回北京后整理发表的。李光谟在信末注：“据信稿。缺签名及日期，但稿纸右上方有发信人用铅笔所注'十二月四日发出'字样；从内容看，寄信年份应为1956年。” 　　⑦据杜正胜说，《侯家庄》报告系列的第一本，可能是规划整理梁思永遗稿的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大墓总述只有一页文稿，故第1001号大墓的报告序列自第二本编起；第一本没有整理，唯原稿具在，问题也比较单纯；后一部分与高去寻的遗稿一并整理付梓。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1）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 　　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由南京迁长沙、昆明，最后转入李庄者，除了傅斯年率领的史语所，便是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只是这个所无论是整体的学术研究事业，还是世俗中的处世能力，远没有史语所风光与从容。这一切，不能不说与所长陶孟和个人的性格与处世哲学有很大关联。 　　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的陶孟和陶孟和，原名陶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7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庭。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后来学堂迁入南开地区，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任该校助教。在南开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随后又产生了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便以官费生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中外地理大全》。1909年，陶孟和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成为中国社会学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8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说，陶氏这本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陶孟和的尴尬人生｜归国后的陶孟和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与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与旧文化对立的新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研究学所工作的人员回忆，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诸种学问，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辈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访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张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论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具有中西文化根底的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此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论之是非暂且不论，就当时的陶孟和而言，在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一批北大名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北大教授陶孟和也在拜访之列。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加以严惩，但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和37年前的这段因缘，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以警告而作罢。当然，自毛泽东对其警告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敢对当局和现实政治说半个不字了。如此做法，免于像他的师友弟子们一样身受皮肉之苦，尽管最后忧郁而死，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在其整个北大任教和执掌部分权柄的时代，由于陶孟和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对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由此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从这几行文字可以看出，陶孟和在当时还是颇有人缘的。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2） 　　赴欧洲考察期间，陶孟和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才华超群，便立即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 　　为时局所迫，向来不太喜欢谈论政治的陶孟和也开始涉足政治，发表言论。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与丁文江相识，是由陶孟和介绍，从此丁成了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周报》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聘请，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弄得灰头土脸，落了个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的结局，但这个行动本身并非毫无功绩可言，至少应当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模仿英国费边社成员的做法，积极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促使政府对症下药，达到改良社会，推行科学与民主，改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目的。陶孟和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并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陶孟和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根本症结。 　　1926年2月，一个美国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接受赠款，决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准备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调查部主任。陶接到聘请，极其痛快地辞去北大一切职务，全力投入到调查部的组建之中。很快，一个由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共8人组成的社会调查部正式对外挂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统领全局，自此踏上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董事会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外来捐赠，以图长久生存。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此事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全盘工作的则是中基会干事长。中基会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秘书。自1928年起，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政府更迭，周诒春被当时的董事翁文灏、丁文江、胡适等人整肃掉，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一跃成为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实际操控了整个中基会的大权。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的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自立山头的甘苦（1）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胡适的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曰：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真可谓尼姑不知和尚苦（熬），和尚不知尼姑难（为情）也。 　　陶孟和的独立与割据计划刚一出笼，干事长任鸿隽即视其为叛乱分子，欲以迅速铲除而后快，同时发动几十名董事采取铁桶合围战术，多管齐下，把陶氏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在四面楚歌声中，眼看陶孟和即将被斩于马下，胡适真不愧为胡适，以其在学界的名望和地位，亲自杀入喊声阵阵、欲置陶氏于绝地而后快的疆场。在胡氏奋力搏击、掩护、斡旋下，伤痕累累的陶孟和率部突出重围，终于在1929年7月1日实现了另立山头的“宏愿”--社会调查部摆脱了中基会附庸的尴尬角色，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与任鸿隽正式交锋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以示呼应。 　 自立山头的甘苦（2）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足适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以胡适的性格，既然是朋友，就要以自己的声名为其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札，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又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嫌，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在胡适劝解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词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术，辞去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颇为不满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中研院上层人士也发生了变动，原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引起蒋介石不满，于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未久，在学政两界声名显赫的丁文江受邀继任。丁氏得知任鸿隽密报，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他这位“丁大哥”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跟陶孟和刚一交涉，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既然大家的脸面已经拉下，就没有重新言欢的可能，不弄个鱼死网破决不罢休。任鸿隽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缴械投降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和中基会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横枪为陶助战，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坐在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同辈好友“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冲出本部突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劝其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只好屈服。同少华山上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等一帮拉杆子造反的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陶孟和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据可靠的资料透露，丁文江是打着避免给国家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做出收编决定的，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凯歌声中，丁文江与同僚们弹冠相庆的同时，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这个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氏去世后，为纪念其功绩，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于1928年10月正式成立。为永久纪念范静生，该调查所后来改为静生生物研究所，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属于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靠山，没有另立山头的野心，当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将士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无隙可乘，只得收兵回城，中央研究院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山行复悠悠（1） 　　山行复悠悠 　　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梁山集团兼并后，在排座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星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七十二地煞星之首。与此类似，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有所区别，让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天罡星的身份出任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 　　1934年，中央研究院部分同人合影。左起：第一排，×××，王毅侯，王家楫；第二排，丁西林，汪敬熙，×××；第三排，×××，陶孟和；第四排，傅斯年 　　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原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而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几乎全部来自北大。只是迁往南京后的情形就有所不同了，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在陶孟和之上。陶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遂改变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还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贤纳士，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做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祟，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一个正式在编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四只“海龟”，其他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包子学者，且这仅有的四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如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之辈的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央研究院原下属各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调查所为“土鳖”或“土包子”调查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啰，在属于自己的小山上默默经营，终于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板栗坳傅斯年先生旧居，老人九十六岁，为当年之房东（俞国林摄）社会科学调查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既然此前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就房屋租赁问题进行谈判，形成后来的被动之局已属必然。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时，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社会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傅斯年乞助。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人员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尽管陶孟和属于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但由于两人性格以及处世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很少往来，陶、傅二人更是少有交往。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已过万余，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傅斯年尊敬的老师胡适之，傅氏是拼了性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置之地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山行复悠悠（2）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汽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彻骨的寒意。这种气候使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更是难以适应。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病倒，陷入了困厄潦倒、无家可归的凄凉境地。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士绅张官周等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轮船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补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掌控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意识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会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分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以后，雄霸长江的民生轮船公司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公司让出李庄的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二人正为翻船事件公开对垒，感情已现裂隙，而缘起则是去年冬天的一次意外运输事故。 　　抗战前，在中央研究院10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外加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1300余箱之巨，在撤退时几次分散保存，至李庄时还有600余箱。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由昆明搬迁时，史语所代所长李方桂从利国公司雇了20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当一切安排妥当，由三辆车组成的第一批车队于1940年10月2日开始出发。 　　当满载国宝与人员的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运到李庄码头。根据傅斯年指示，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具体转送航运事宜。 　　11月12日，由王崇武押运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的小型驳船运往李庄。轮船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之中。众人惊恐，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经过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施救，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捞出。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珍贵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大惊。董作宾向傅斯年连连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骂过之后，指示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并向民生公司通报，以便处理善后事宜。 　　在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参加晾晒抢救。一行人如同当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在通天河晒起经来。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此段故事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珍贵图书蒙受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高位，且爱国心切，在武昌大撤退时为国家运输物资出力甚大，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何况庞大的民生公司还需要生存发展，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当年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手下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斯年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陶孟和回到李庄后，立即行动，可惜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居住，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按：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与工作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叫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指挥下，社会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生活与办公。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来自于沦陷区的“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开始了新一轮与国家民族共度艰危的生命历程。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1）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安顿下来后，开始有板有眼地做起了分内工作。陶孟和与夫人沈性仁住在李庄镇内，离梁思永的羊街八号不远，因而许多年后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之子罗萼芬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我在镇内同济大学附中读书，经常路过陶孟和租居的院子，陶老都是自己到羊街北口的井上挑水做饭，也看到陶师母沈性仁到街上买菜，陶孟和整天闷着头不太爱说话，沈师母人长得漂亮，有风度，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只是那时生活不好，精瘦精瘦的，脸色也黄黄的，听大家闲聊时说她有病，具体什么病，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是肺的事。”① 　　尽管生活艰苦，夫人沈性仁又患病在身，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陶孟和于愁苦中只能咬牙勉力支撑。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因“进军西北”一事，陶孟和与傅斯年又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割袍断义，成为学术界一大憾事。 　　陶、傅二人李庄交恶，与当年兴起的“西北考察热”紧密相连，而这个热潮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之前。 　　1937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商谈西北教育补助事宜，因弄《古史辨》而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亦在召集之内。未久，该董事会聘请陶孟和、顾颉刚、戴乐仁（英国人）以及刚从德国归来的王文俊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计划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摸底考察。9月，陶孟和一行抵达兰州，陆续考察了当地和西宁的教育状况。由于绥远沦陷，宁夏临近前线，故未克行。在一两个月内，几人在兰州和西宁两省城考察后写了一篇考察设计报告，陶孟和等三人便乘飞机回南京交差去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已沦于日人之手。面对北平不得返、家乡不能回的境况，顾颉刚继续留在该会在兰州贤侯街45号租赁的地点，开始邀集一帮同志深入边地农村继续开展工作。1938年6月29日，顾颉刚致函杭立武，在汇报自己考察成果的同时，指出甘肃“各县所需不同，除办职业、师范、女子诸教育外，又需办社会教育，以消除强烈之种族宗教成见，避免祸乱”。杭立武表面颇具诚意，在函中批示“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未采用，最后采用了陶孟和等人的设计方案，在兰州办了一个科学教育馆、西宁办了一所湟川中学便草草了事。 　　顾颉刚通过考察，有了另一个发现，即西北地区不仅是教育状况极劣，更潜伏着政治危机。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没有汉人之处也有他们的工作站，有的传教士已到西北数十年，语言、装束完全与当地人一样，暗中挑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据顾颉刚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说，他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者家中看到一张地图，是从一个传教士旅行时遗忘之物中检出来的，名为“TheMapofGreatTibet”，即所谓的“大西藏地图”。这张地图将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作西藏。顾颉刚看后大吃一惊：“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938年9月上旬，顾颉刚乘飞机离兰州抵成都，下旬到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调查情况，强烈建议对于不怀好意的外国传教士立即采取措施，并说道：“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抗战期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孩子们在燕南园寓所前合影留念。未久，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面呢！”又说：“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官僚政客乐意倾听顾氏的警世之言，皆匆匆敷衍一番了事。 　　1938年10月下旬，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云大任历史学教授。未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差不多在此前后，早年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后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后来被赶出京城，于凄风苦雨中告别了人世。再后来，费氏自己也落入政治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孝通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和，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和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隐秘。 　　却说顾颉刚离开西北辗转来到昆明后，“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边疆问题。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3）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 　　傅斯年与顾颉刚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产生矛盾，进而割袍断义，想不到十几年后二人又在昆明相遇。为民族大义计，顾颉刚接信后，听从了傅斯年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周刊。顾氏如此做法，当然不是屈服于傅斯年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顾颉刚才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学术界名流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就在学术界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弟子费孝通。 　　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因而吴氏挟庚款之声威，与费孝通辈联合一干人等，在昆明搞起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几乎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在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借抗战之机欲在云南边陲自立山头，自然被傅斯年及其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二者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进军西北”之梦（1） 　　“进军西北”之梦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如今又眼看吴、费之辈高举大旗，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人言论，将在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产生新的乱子，引起复杂的民族仇恨和纠纷，必须立即想法截断这股歪风浊流。傅斯年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向吴、费联盟反击，很快便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傅、顾二氏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吴文藻见傅、顾集团挥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打击。吴文藻亲自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呼喊着“为学问而学问”与“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等等一连串口号，率领部分精兵强将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方，傅斯年挥舞令旗，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迎战。因吴氏敢于较劲的底气来自有美金英镑支撑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而该会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钱权在握的掌门人，揭露吴、费之谬说，痛陈其妄为，历数其思想观点之荒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危害，条列乱党扰国之举动，要求朱、杭二人紧急将吴文藻调往他处，以免破坏民族团结，发生不测之事端。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岳，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后，傅斯年态度坚决地警示道：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1941年11月，顾颉刚在重庆柏溪文史杂志社门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气以及与朱、杭二人的密切关系，加上联合顾颉刚在昆明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的强力支援和夹击，吴、费山头不稳，很快力不能敌，败下阵来。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携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吴氏一走，整个昆明“民族学会”阵营树倒猢狲散，傅斯年所说的“费某”也顾不得“大放厥词”而不得不设法撤离山寨，溜之乎也。 　　吴、费等人走后，顾颉刚接受抗战期间迁往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校长之聘离昆赴蓉。未久，傅斯年与陶孟和等率领各自的研究机构迁往四川李庄，此一混战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进军西北”之梦（2） 　　1941年初，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10月，顾颉刚正式辞去齐大研究所主任之职至重庆小龙坎办公。顾去重庆后才知道，朱家骅要自己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等书籍，然后陆续译《论语》、《孟子》和有关边疆地理、历史方面的书刊文章，藉此“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顾颉刚语）。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试想几年前，作为一介儒生的顾颉刚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险，掌握一国之命脉的蒋介石更不会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蒋介石意识到后患无穷。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之时，蒋介石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介石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 　　在这股浪潮声中，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自是不敢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计划面呈蒋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大体是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自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处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主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处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一个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蒋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止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说法，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藉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耻辱。潘氏的这一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当时陶孟和在李庄的处境而言，颇不得意，除了环境不能遂愿，且与傅斯年不睦，两所人员不相往来，在一些院内事务上，也经常受傅斯年的挤压。此次所谓“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蒋介石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进军西北”之梦（3） 　　决裂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蒋介石。陶孟和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太上总干事”②的傅斯年闻知。傅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他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芥蒂。此时的傅斯年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有轻视之意。傅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阳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残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说“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约定。史语所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而招来的又竟是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当时顾颉刚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始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辈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与史语所相抗衡而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与史语所抗衡。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和自己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划，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可谓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当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道：“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国民党退据台湾五年之后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压力下，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于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之外，还想出打压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内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来，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兰州治病疗养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则在陶、傅二人争执吵闹声中客死他乡了。 　 一代名媛沈性仁 　　一代名媛沈性仁 　　沈氏兄妹等人合影，左起：沈性元、二姐沈性仁、大姐沈性真、大姐夫黄郛、二姐夫陶孟和、兄沈怡1943年6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由重庆转乐山，再转赴李庄进行学术访问。当李约瑟一行拜会了史语所傅斯年等人后，又转赴门官田社会科学所访问。李约瑟很想拜会一下陶孟和夫人--在学术界颇受赞誉的沈性仁，想不到此时陶孟和正沉浸在巨大悲伤的阴影中尚未缓过气来。--他的妻子，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死了。 　　当年浙江嘉兴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名动公卿。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子中学，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氏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并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黄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55年，钱昌照一家与陶孟和（中）合影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他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类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本网，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钱昌照在同乡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政治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很快受到蒋的重用，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钱昌照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江山易主之后，钱昌照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有《钱昌照回忆录》流传于世。 　　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极力反对，海外也传出了不和谐之音。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而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沈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沈怡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曾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交通部”部长，任职六年。后因派系不同，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怡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诊断出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希望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经胞妹一再相劝，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沈性元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已不得而知。有研究者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被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五年后于台湾出版，在这部著述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 　　徐志摩与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封面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五四”时期，曾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该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注意，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在文学戏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她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四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久经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 多情最数金岳霖（1） 　　多情最数金岳霖 　　沈性仁真正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时期。这个设在石虎胡同7号，以徐志摩等“海龟”派人士发起的文学沙龙，以新鲜别致的情调吸引了许多在京的上流人士。常来参加聚餐会和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还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齐集，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1938年，梁思成一家与友人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前留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胡适以及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人，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返平（按：梁思成夫妇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氏高雅的仪态与美丽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钦羡、爱恋了一辈子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并大为倾心动情。自与沈性仁相识后，并不常作诗的金岳霖，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 　　作为哲学家的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之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务、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胡适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曾提及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之事。信中特别提到：“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1924年9月5日，朱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1932年8月16日，朱自清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诱人，并不是徐娘半老。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磺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连同济大学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陶孟和正在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进军西北”，定居兰州，遂让夫人先行一步。另外，在陶、沈夫妇的意识中，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比拟，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多情最数金岳霖（2） 　　噩耗传出，沈性仁的家人悲痛欲绝，许多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婉地慨叹：“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八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功夫就人天阔别”的残酷现实。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椎心泣血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的叙事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 　　据沈性元说：“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世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 　　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生死离乱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其内心的苦楚与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据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当李约瑟到来时，陶孟和似乎还没有从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刚刚57岁就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变得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陶孟和正领导手下部分研究人员，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进行调查研究。此前，陶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1939年，陶孟和就在昆明集中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领域，转到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向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转化。在此期间，陶孟和与研究所同仁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科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工作，一时为各方所重。对此，前来考察的李约瑟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了“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等赞语。 张家祠言和（1） 　　张家祠言和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告别演讲。在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傅斯年与陶孟和握手言欢。 　　后有研究者认为，陶孟和与傅斯年均北大出身，同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陶还是师辈人物，人又老实平和，在许多事情上不与人争胜，傅斯年再霸道，也总得识大体，顾大局，不至于太不给陶孟和面子。但事实恰恰相反，陶、傅二人就是这样你来我往、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水火不容。 　　陶、傅二人关系发展演变至此，究其原因，乃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一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人，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与绿林豪杰的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进、水泼不透的顽石状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于花和尚鲁智深、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等“三气”。据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回忆：“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对方仰天嘘气、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言，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与几人均喝了不少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喝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氏听罢，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由此可见，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尚且气焰如此嚣张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个普通师辈的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放在眼里？ 　　当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影响和理论体系。韦伯与萧伯纳等人共同创立了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曾有过接触。但傅氏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曰深恶痛绝。出生于爱尔兰京城都柏林的萧伯纳，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热心社会主义，从36岁开始，到94岁去世，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到他深为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在上海登岸，其意是“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大放厥词，认为“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许多中国人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人类的大救星，并藉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的为人为文不屑一顾，较为激烈者，傅斯年算是一个。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傅斯年对萧伯纳的恶感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于是写下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l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张家祠言和（2） 　　在傅斯年眼里，魏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傅还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做出的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按照傅斯年的说法，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一无是处的骗子和妄人。 　　与傅斯年友善的抗战期间《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撤退台湾许多年后，对此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傅氏另一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氏、毛氏所言，是耶，非耶，尚需更长的时间加以鉴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傅文一出，打破了萧伯纳的神话，许多沉浸在萧伯纳迷梦中的中国人逐渐警醒，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神态仪容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外，对苏联一切人事也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表示了深切悼念。2月26日，他与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渐滑向左倾，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却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对中共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之而后快。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了厚望，并与蒋氏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金氏所言大体不差，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不断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但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厌。由于国民政府“核心”的腐烂，导致陶孟和在苦闷与痛苦中思想越来越左倾，最终“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 张家祠言和（3）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聚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党国大员朱家骅，还是亦师亦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林徽因的关照，还有后来为陈寅恪治眼疾特别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的事件中，可见出这种关系及其效力。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 　　把自己当作“御史”的傅斯年因其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独特强悍的处世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氏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内在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辈较劲对垒的内在根由。就在傅斯年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右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蒋介石的宠臣（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痛得蒋氏嗷嗷直叫，但又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方法，将两人罢职--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被赶下台来。 　　既然傅斯年对蒋介石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只是没有想到，由于李约瑟的到来，二人暂时摒弃前嫌，两双手又握到了一起。 　　傅、陶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的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只是林徽因在给她的好友、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官员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导，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氏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但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大概这个插曲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吧。 满目山河空念远（1） 　　满目山河空念远 　　因躲避日本人炸弹而流亡李庄的知识分子，蛰伏在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小镇苦苦等待了近五年时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陆续离开李庄回到南京，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回迁北平，同济大学回归上海。至年底，复员事宜全部结束，随着1947年元旦钟声响起，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正当众人于亢奋中满怀热情欲重整山河，为学术进步、民族尊荣大显身手时，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搏杀，中华大地再度陷入烽火连天、人头乱滚的时局。经过两年交战，共军越战越勇，跨过北方的白山黑水一路向南推进，国军兵败如山倒，南京政府岌岌可危。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新任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人员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作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南运台湾等等。 　　会议之后，各所领导人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指令（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该职，11月26日辞职），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团官兵协助装运。此时整个国统区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纷纷设法出逃。据当时参加装运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人员那志良说：“海军部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大家携家带眷带了行李，赶来搭便船，船上挤满了人。我们觉得对文物安全是有问题的，由杭立武先生找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这事。他上了船，百般劝慰，说另有船疏散眷属，他们才相继下船。”此船共装运四家机构运来的古物和历史档案、标本、仪器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这时李济已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此次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负责这项事务。在搬迁之前，中共已得到消息，急派一位李济的学生、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的人物出面劝阻，但李并未听从，并告之曰：“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对不起后世子孙。”③ 　　劝阻者怏怏而去，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倾向共产党的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但李仍不买账，呈慷慨激昂状对陶说：“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陶氏当然拿不出科学证据，更不敢担当这份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的“国之重器”存亡之重责，乃罢。李济以讥讽的口气说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带人跑到上海躲起来了吗？对于我们做的事又横加指责，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台湾与上海同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外国人的领地，在整个大陆都笼罩在炮火的非常时刻，中华民族的珍宝放到祖国领土最安全的地方，乃我之责也。”④陶孟和听罢，不再与之辩论。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据随李济押运的那志良回忆说：在行程中，因“这一只船是平底的，遇到风浪，船摇摇摆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捆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向右倾斜，箱子又滑到右边去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直觉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续派，第二批箱子就租赁招商局一只海沪轮进行起运，由于商船本身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该船于1949年1月6日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 满目山河空念远（2）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昆仑号”运输舰。当古物装载时，海军部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拥向船舱抢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办法请桂永清前来劝阻。此时国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至此，四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这个博物院展品的重要支柱。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档案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四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之时，朱家骅奉命动员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出于各种复杂的考虑，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以陶孟和为首的部分人员私下坚决反对迁台，坚持要留在大陆，静候共产党军队的到来。1948年11月30日，陶孟和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2月9日，面对朱家骅催促，陶孟和以所务会已开过，“全所人员多一票”决定不迁，以此对朱作了简单的答复。朱家骅听罢，认为陶氏明显是在与自己作对，又急又怒，当场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由，强令对方搬迁，陶置之不理，并以各种理由拖延下去。面对朱家骅步步进逼，陶孟和给手下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意思是你们这些小的们不要怕，一切事由我这棵大树顶着。社会学所人员听从了陶的建议，继续拖延下来。 　　1949年3月6日，陶孟和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明确表示反对迁台。文中说：“对于这些古物、图书、仪器迁台，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们运回，发还或分配给所属的机关。”陶所列举的理由，除了运输条件与存放地点极不适宜外，还说“最根本的反对理由，就是我们不承认任何人可以随意决定搬运并处置这些古物与图书。我们相信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对于它们要求所有权。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的人民的”云云。文中认为“政权的冲突，政权的更迭，都不应牵涉国家民族的宝藏”，强烈要求“政府立刻筹最妥善的方法，将运到台湾的各项古物图书仪器运回大陆，分配给各应该接受的机关”。这个时候，陶氏的呼吁在外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一厢情愿。但陶孟和心中却清楚地知道，这个梦呓般的声明是会帮他在现实政治中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分数的。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云云。此时的陶孟和整个身心显然已倒向共产党一方，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社会科学研究所最终未被拖走而留了下来。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第二天，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事先不知道陈氏到来，像往常一样身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待互道姓名以后，乃知对方身份。据陈毅说，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启发，并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读过什么具体的文章，陈氏没有说出，或许已不必说出。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陶孟和与几位同道者在报纸上陆续发表的文章，已被这位陈司令员所闻并表示赞赏。 　　同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的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乃新政权接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组建而成，调整后有16个研究单位。陶氏能挤进新生的中国科学院并出任高级职务，据说是陈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荐的结果。 满目山河空念远（3） 　　这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建院之初，科学院下设办公厅和研究计划局、国际合作局（联络局）、出版编译局等三个局，陶孟和为副院长兼编译局局长。 　　有些巧合的是，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迁入文津街3号，正是三十年代原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陶孟和被分配的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那间屋内。几十年光阴匆匆流过，大半个中国转遍，想不到又回到了事业起点的位置。旧地新任，陶孟和百感交集，尽管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不再为自立山头和是否归附水泊梁山，以及是否与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不惜一战等问题伤脑筋，不再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面对自己坐下的那把级别显然有所增高的新交椅，内心感到不太踏实的同时，也伴有对新政权由衷的感激。正是怀揣这样一个感恩戴德的梦想，在红色政权刚刚成立之时，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副院长的竺柯桢从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凭借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同时以新任党国大员的赫赫声威，召集收拢已散落于各派系山头的旧部与科学界好友留在大陆，共为红色政权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预料，当他环顾四周，突然发现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且越来越明显地陷入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当陶孟和坐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交椅的时候，他一手经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依然设在被视为蒋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诸多不便，经批准于1952年底迁到北京。这个时候，社会学已经被红色政权当作伪科学遭到了否定，该所到北京后即被改为学术性质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无情地取缔。正如陶的部下巫宝三所说，“到1952年底，可以说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由陶孟和顶着各方压力一手创建、中途经过改编和重组，历经风雨坎坷并始终由陶氏掌舵达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为主要方向的社会调查所，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无论是陶孟和本人还是他手下的研究人员，几十年的打拼奋斗，最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 　　更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与他的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战争经济损失科学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人民大众，主动放弃了向日本方面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所没有料到的。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85年，一个年轻工人在废品站收购了一麻袋文件，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鉴定，这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之一部分。但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任凭这名已是老汉的工人处置了事。悲夫！⑤ 落花风雨更伤春（1） 　　落花风雨更伤春 　　既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不复存在，陶孟和的兼职所长也自然随之化为乌有。名义上，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职位，与他此前的学术声望，以及后来政治态度的转变是相称的。但此一时彼一时，既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并渐趋牢固，陶的学术价值与当年为中共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值一哂了。据当年与陶共事的中科院人士回忆：陶孟和是文科出身，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只是分管出版和图书阅览，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等等。这个话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证实，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⑥在张氏提到的几位科学院领导中，唯独没有陶孟老，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还坐在副院长那把尽管有些摇晃但尚未彻底翻倒的椅子上，这“事先交换意见”的程序按院章规定也应有他的一份，可遗憾的是陶孟和确实已经没有“份”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郭沫若因有副总理头衔，事情多，交往忙，平时难有时间顾及科学院的事。张稼夫1956年因病调出后，张劲夫入主中科院，从1956年到19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务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长）。这位老科技干部又说，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显然被排在了中科院权力圈子之外，成了一个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缥缈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身心俱疲，也许会再次发出久积于心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呼喊吧。尽管他的呼喊有些声嘶力竭，但没有人乐意回首一听。时过境迁，痛失地盘和人马的陶氏自知再度拉杆子转战二龙山，重登梁山聚义厅或忠义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好把花白的头颅埋于中科院图书馆（按：陶兼图书馆馆长）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寻找一丝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时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带来更大的苦恼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编译局任职，后为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的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篱槿堂自叙》的回忆录出版。此书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篇幅，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有一段描述，转录大意如下：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自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内心的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彷徨、嗟号昊天之悲苦。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内心仍然残存着“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愤怒声讨”。就在众人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激愤之下公开与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其结果据巫宝三说：“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巫氏或许并不知晓，这个保护的“领导”，就是发动并坐地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 落花风雨更伤春（2） 　　陶孟和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言当1957年整风运动初始，主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引蛇出洞”，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这年9月，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科学文化界相当一部分名流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大加鞭挞之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只是他的话令众人大吃一惊。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盛行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的这次发言。 　　陶孟和不识时务地抛出惊世骇俗之语，众皆哗然，认为仅凭这一个“浩劫”，打成反革命并拿入大牢已成定局。这一“反动”言论与中国科学院对其严惩的内部决定很快被毛泽东所知，毛经过反复思虑，改令对陶孟和提出警告，没有将其真正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分子而置于死地。据说，是陶的两层非凡的人脉背景使他在极度危难中免遭压顶而来的一场“浩劫”。 　　其一，陶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并与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陶在北大任教时，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在这种处境下，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当时地位极其卑微的毛泽东对这段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故人旧情，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在艰难岁月中结下的情谊，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一阵口诛笔伐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功过是非，才说出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当年争取胡适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知识分子，如跑到台湾的傅斯年，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种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春风下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在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中，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 　　注释 　　①2003年，作者在李庄采访罗萼芬的记录。 　　②1945年9月20日，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举行，傅斯年在会中发言极多，引起国内教育界各宗派门户成见者不满，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任国民政府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综合傅的发言，以讥讽的口气谓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斯年去世后，据董作宾言：“因为孟真先生的学问渊博，对于自然人文科学门门都通，一直是蔡先生的重要助手，他名义上是史语所的所长，实际上等于一个义务总干事，他对于全院工作，赞襄策划的劳绩很多，同时他也代过几次总干事。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这是实情。因为他的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 　　③④2004年作者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考古学家的记录。 　　⑤1985年，一个叫任明忠的年轻工人，凑了两万元现金从北京一家废品站买到了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陶孟和等人署名的编为17号的秘密文件，该文件末尾附有“本会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编制全国公私财产损失统计表暨全国人力损失统计表”等字样。文件统计，全国公私财产损失总计318亿美元（1937年7月之美元价值），全国军民死伤失踪近1183万人，其中军队341万，人民842万。但文件里也表示，“因少数省市以情况特殊不允调查，或调查较迟不及报送，致未能如期编制，不无遗憾耳”。除这份文件外，其他均为抗战调查的各类数据。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整麻袋材料均为当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但至今仍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参见《京华时报》2005年4月26日报道） 　　⑥1952年12月底，张稼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调中科院任党组书记，1953年1月14日为副院长。1956年因病调国务院二办工作，所担任的中科院职务由张劲夫继之。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 　　叶企孙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中央研究院历届总干事，除杨杏佛遭暗杀，丁文江因煤气中毒而殁，就任期的长短论，叶企孙算是较为短命的一位。 　　叶企孙叶企孙，1898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13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家庭背景和经历，与当时进清华的其他学生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便是经商之家的子孙，入学后也要读四书五经，时代如此，非个人之力所能抗拒和超越。1918年，叶企孙清华学校毕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著名大学，并寻访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叶企孙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出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及校务委员。 　　叶企孙冤案始末｜叶企孙以清华学校奠定人生基础，又以清华大学作为舞台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谓一生的辉煌皆在水木秀丽的清华园萌芽、生长、结果。至于在人生的中途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他后来在牢房中那段说不清、道不明，身陷囹圄而有口难辩，甚至为此差点丢掉性命的炼狱生活，以中国人的健忘速度，此段经历恐怕早已作为一缕炊烟消散于历史风尘之中了，但因为一件神秘的C.C.系特务案，使这段经历成为他本人以及清华校史上难以抹掉的印痕。 　　抗战期间，没有人特别关心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与叶企孙的私人关系，就学术界的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叶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属于普通和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背景与政治色彩。据叶企孙在监狱中的交待材料说：“据吾推测，中研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从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有关方面的调查看，叶企孙这个交待基本符合事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的1968年，这个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叶企孙被当作暗藏的国民党C.C.系特务分子，被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关押，他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变得扑朔迷离，并成为能否保住叶之人头的焦点所在。 　　据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于1968年的揭发材料显示：梅贻琦与叶企孙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某君进一步揭发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 　　因这位“高足”的揭发交待，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严重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凌厉的目光逼视下，叶于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的相识与共事经过作了自述式的交待：“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又说：“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2） 　　叶的此次交待与他一个月后，即9月7日的说法略有不同，在专案组人员进一步审问中，叶企孙更加详细地说道：“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研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 　　由于叶交待的人员名单中涉及到了翁文灏，专案组人员立即找到时在北京居住的翁，让其写“揭发”材料。在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翁文灏说：“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研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云云。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浆糊”的回旋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事实上，叶企孙离开清华专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翁文灏在中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当蔡元培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后，新内阁总干事的最佳人选非傅斯年莫属。遗憾的是，傅氏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勉强答应就任后，因体力渐渐不支，朱家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高足”与同事们“揭露”的材料看，朱与叶在成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冯友兰“揭发”材料中所说“关系相当密切”。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所言：“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3） 　　据可靠的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身为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几次住院，身体越来越差，欲辞职赴李庄史语所静养，自己有意聘叶企孙接替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此前朱家骅与翁文颢、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云云。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在回忆中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又说：“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所谓“特种研究事业”，是指清华大学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校方把五个所组成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研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这一条件令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仁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研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的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内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已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霸王条款”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5月21日“六点半至牛角沱资源委员会访翁咏霓，谈企孙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问题”，2日“五点往巴中组织部访朱骝先部长谈企孙问题”，5月30日“十点一刻至中央医院门前，往返园中一刻许，寻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于前日曾割扁桃体腺一半，说话不便，未敢与之多谈”。 　　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长出了一口气。 　　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史语所。想不到叶企孙上任不久，就因为聘请陈寅恪之事，冷不丁地吃了傅斯年一记闷棍。 雾都遥念陈寅恪（1） 　　雾都遥念陈寅恪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为陈氏此行，对方已安排该校1939年，陈寅恪与家人在香港 　　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这一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一直住在港岛的夫人唐筼患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团聚，自己又患眼疾甚重，欲借赴英机会一并医治，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常委、主持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抵港后，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由香港重返昆明西南联大，等待可行的机会。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昆仑关陷落，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在港大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1941年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此时已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刚刚携妻带子乘船抵达李庄的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拖着病体连续拍发电报，请求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等人设法营救。经过杭立武、朱家骅等人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陈寅恪于被困香港近半年后的1942年5月5日，终于突出重围，携家登船逃离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内地，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桂林，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多亏这个营寨的人员鼎力相助，陈寅恪一家于艰难跋涉中暂时有了一个歇脚之地。 　　按照陈寅恪长女陈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仁也翘首以待，渴盼着这位“三百年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到来，为抗战期间中国四大学术中心之一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另三处学术中心是重庆、昆明、成都）。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稍好一些之后再做他图。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虽“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藉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 雾都遥念陈寅恪（2） 　　陈寅恪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的打算说得极为清楚，只是在此信尚未发出时，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新上任的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陈寅恪与叶企孙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可谓患难与共，直到迁往长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时，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一家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销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专职与兼职有根本区别。在复叶企孙的信中，傅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 　　傅斯年进一步解释说：“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可能是对陈寅恪的处境关照心切，叶企孙对此种变局却视而不见，热情不减，坚持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庄的傅斯年不再理会，那就自己以总干事的名义做主直接颁发聘书寄往桂林。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雾都遥念陈寅恪（3）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冷水泼头，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傅斯年此前已说得非常明确，陈寅恪如任史语所专职，就必须来李庄，但陈氏尚未表态，自己亦未强行令其来川，两边当事者皆静观其变，以待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远在重庆的中研院“闲曹”--院长手下的总干事，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如此之多、之杂、之紧急，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踏着鼻子上脸，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如此不把自己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学界大鳄”放在眼里，①这不是故意找事吗？尽管自己大病在身，但还没有行将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样“快不行了”（按：傅在重庆住院治病时，与之不睦的孔祥熙放风，说傅“快不行了”，傅大为恼怒），说不定哪一天会百病俱痊，返老还童，再度窜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号令中研院各诸侯以威天下。如今，叶企孙竟公然蔑视自己这只卧虎的存在，岂不是欺人太甚？想到此处，傅斯年满怀悲愤之情，提起如椽大笔，于8月6日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通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词激烈的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言语没有尽情说出，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傅斯年将一连串的“炮弹”淋漓尽致地倾泄而出，愤懑之情渐渐缓解，突然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陈寅恪就聘的念头，否则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拟了“总处所发聘书，乃假定兄到李庄者”的电文，请那廉君连同信件一同发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经过理智思考，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然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陈寅恪接信后，于8月30日复信道：“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为傅斯年解困。陈氏出身家业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他此次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矣！ 重返清华（1） 　　重返清华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作了道歉式解释，其理由大致是：梅贻琦在得知陈寅恪抵达桂林后，欲出川资招回这位史学大师继续服务于联大，以保存清华实力。叶企孙得知这一消息，既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自然要为中研院的兴亡出谋划策，为抢在清华之前抓住陈寅恪，才与朱家骅紧急协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后，顾不得繁杂的典章制度，于匆忙中直接从重庆向陈寅恪发出了聘书。想不到此举引起了傅斯年一番暴怒。 　　叶的动机已经明了，傅斯年的“暴怒”之火却未完全消解，他对叶的所作所为表示“盛意可感”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复信中不厌其烦地大谈清华、北大与中研院发聘书的不同，谓“此次清华发聘，系继续旧办法；本院发聘，是更改旧办法”。言外之意是中研院的办法要比清华先进和高明得多，你作为中研院的总干事何以不明二者之高下？又谓“若当时兄嘱毅侯兄去信时，末了写上一笔'盼大驾早来李庄，为荷'，弟亦不至着急矣”。言语中似乎仍是不依不饶。最后，傅斯年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对待孙子的架势，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并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 　　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 　　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自己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一个小小的所长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②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与叶企孙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当天的梅氏日记有“午饭后与企孙久谈”，“特种研究所将来并入各系。企孙明秋可返校”之语(按：“明秋”是指阴历)。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职的公开理由是，“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叶在中研院的助手、后为清华物理系教授的何成钧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学术与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③ 重返清华（2） 　　叶企孙于1943年秋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回到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由留法博士、生物物理学家李书华继任。1945年，李辞职，朱家骅聘请物理学家萨本栋出任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 　　1945年8月，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校长，叶企孙继任其职。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因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学校复员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在此期间，西南联大分到了两个公费留学生名额，叶企孙力荐年少聪敏的物理学天才李政道。许多年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道：“叶师破格地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作博士生……所以没有叶师和吴大猷教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重新在美丽的清华园复课。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再度成为梅贻琦之下清华园响当当的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底，在解放军围城之际，梅贻琦仓皇南飞，清华大学很快被解放军接管，校务暂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署理。梅贻琦在南飞之前，曾与叶有过相商，据叶企孙在“交待材料”中披露：“清华复员以后，吾曾一度向梅贻琦说：倘有短期出国研究物理学或1949年10月，陈毅参观清华大学与教授们在大图书馆铜门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后排左起：潘光旦、张子高、周培源 　　科学史的机会，吾可以考虑。后来，美国某基金会（我记不清那一个了）来信，说已给我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侣补助金（fellowshipstipend），研究地点在麻省理工大学或哈佛大学。吾收到这封信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北京郊区。吾愿意留在清华，等候解放。我没有答复基金会来信，也没有去领款。”当叶企孙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时，梅贻琦仍想拉叶离开北平，并有了与叶一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一批基金重新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在硝烟炮火中经过一番摇摆、观望，最后“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便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后来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土崩瓦解，梅贻琦南飞后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随之破灭。 　　1950年3月，根据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改组，冯友兰被踢出圈外，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校长），主持全校工作，成为清华大学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独立思想，原不适于寄身“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他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声名与学术地位使然，而且多属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研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因而叶的一生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不仅如此，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度过了悲欣交集的一生。（按：据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说，叶之所以不娶，是由于暗恋着一直孀居的寡嫂之故。） 　　尽管叶性温口讷，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血性，面对强权与一群随着政治风潮上下左右地扑腾的见风转舵者，他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与嘲讽。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张宗麟，在零星的枪炮声中率部赴清华园正式接管这所大学。对于这一历史性场面，叶企孙浮想联翩，曾对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蓬勃，也像年青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叶所说的“变坏”，是一种隐喻，暗含了对未来政治制度及其附庸者的担忧。也就在这一年，清华一些学生被迫作自我检查，以消除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叶企孙对此颇为不满，说道：“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叶的言论，不幸在几年后竟成谶语。 　　当江山易主、政权更替后，政治就更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了，他被人稀里糊涂地扶上墙，不知道看风视水、左右逢源之术，悲剧性的命运也由此开始。随着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作为清华大学一把手的叶企孙，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到了这个时候，他不但不按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骂胡适、傅斯年等“反动文人”，却还在不知趣地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同时他还更加不知轻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并谓对学术如此，对政治问题也是如此等等。对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叶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等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与此同时，他针对正在积极向中共靠拢的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一文提出批评，谓“写得太过分了”云云。 　 重返清华（3）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上级“组织部门”开始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叶一看势头不对，略有省悟，被迫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此时，已在思想运动和“精神洗澡”中获得“新生”的清华“进步”师生们，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指责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是继承梅贻琦的传统和遗毒”，没有几个回合，叶企孙像一只过街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被赶下台来。 　　此刻，由于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教育部决定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调整，同时由教育部聘请的苏联专家陆续到校当起了“太上校长”。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当局决定刘仙洲任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任副主任委员。原出身机械科的清华工学院教授刘仙洲荣登大位后，立即勒令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已经倒台的叶企孙在三番五次检讨之后，最后由“组织”出面作了结论性的调子：“他现在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暗含杀机的隐语，即以后再慢慢收拾他。自此，叶企孙踏上了一条危机四伏、命悬一线的夜行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调整基本完成。根据教育部指令，天津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隶属教育部直属院校。由美帝国主义归还庚款起家的清华大学，自然属于重点调整与“清算”的对象。为减少美帝国主义在清华留下的印痕与毒素，其属下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三个学院全部从清华革掉，并入北大，清华得到的只是北大一个小小的工学院。在这场调整中，清华被从整体上肢解和“清算”，元气大伤，只作为一个工科大学孤独地存活下来。而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兼并了清华的三个学院，还兼并了中法大学与中国大学的一部分，同时还接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的校产与全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北京大学陆续撤出京城中心以沙滩红楼为主要根据地的三院，尽数迁到城郊海淀镇原燕京大学校园内开课，清华、北大始成为间隔一块开阔地的近邻。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知名的华裔学者，因慕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的大名，曾专门前往坐落在海淀镇的北京大学凭吊“五四摇篮”，一时传为笑谈。④另外，据说燕京大学被停办肢解后，校园本来准备给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但是人大的当权者坚持不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如此这般，北大才有机会进驻美丽的燕大校园。北大本来准备的新址在玉渊潭附近，即今中科院周边位置。人大舍弃燕园后，在南部圈地一块，建了围墙，中间搞了一条贯穿东西的如同菜市场一样的筒子街，算是彻底地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线，进入了造就新一代“又红又专”大学生的新时代。 　　按照当时教育部调整方针，清华把三个学院交出的同时，必须把馆藏的全部文、法图书一同交于北大。清华同仁见自己并无大错，只因与美国的关系较其他国立学校走得更近，在这场调整中受伤最大，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繁盛的清华顿时坍塌衰落，成为半截破庙，而庙里的和尚也几无藏身念经做法之地，遂把满腔怨气与激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别是清华主事者刘仙洲头上。一时间，清华同仁开始对刘仙洲施以颜色，刘氏顿成过街老鼠，狼狈不堪，工作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12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38岁的原清华毕业生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被踹到一边，为副校长。年轻气盛的蒋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厉的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势，立即下令截留了正准备向北大搬运的馆藏文、法图书。正是这批宝贵书籍没有流走，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一条暗道。稍后，蒋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世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比原来扩大三倍以上，成为全国无一家能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学校。如此壮举，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离奇的C.C.特务案（1） 　　离奇的C.C.特务案 　　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还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⑤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随着“文革”爆发，终于难逃一劫。红色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了。 　　熊大缜赠给叶企孙的照片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所讲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7年冬天，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休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到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副官，“七七事变”时任原东北军改编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防区在石家庄、保定一线。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改称“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同时接受共产党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示，向敌后撤退，独立抗日打游击。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吕又出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离奇的C.C.特务案（2）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中共冀中军区党委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从事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工作。张珍领命后来到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按：据资料透露，黄与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其子与张珍同学），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曾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决定放弃南下计划，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他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于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月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不过，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的抗日爱国风潮，叶企孙在为弟子担惊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家需要这样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国效力，并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这样，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区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一时，其中奥妙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士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正是科技人才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为这一奇迹，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来源于这支部队，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Paul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军事观察团深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他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的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冀察冀都有了。”为此，观察员陆登曾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当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和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时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等号称“三战”大片的电影，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一群乱哄哄的农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制、发明当时居世界尖端科学地位的烈性炸药和巧妙神奇的地雷。从电影镜头和画面看，这些研制均一一成功并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若就历史事实论，纯是一派胡言乱语与痴人说梦。或许正是由于后来的胜利者多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离奇的C.C.特务案（3）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头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日夕凉风至（1） 　　日夕凉风至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待”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材料”交待说：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辨论”。⑥对这一说法，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又问了对方一些叶被井冈山总部揪出批斗的情况。叶铭汉得知此情后，对周培源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回答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周也就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日夕凉风至（2）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又对侄子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话，说你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眼睛，神态严肃地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叶铭汉告诉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幻觉。叶企孙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还吹嘘因为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过了几天，叶企孙的一个老工友突然找到叶铭汉：“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并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企孙又慌慌张张地跑到叶铭汉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果）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又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企孙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学家赵忠尧家说明来意并打听真伪。赵说吴有训现在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企孙争辩道，没有听错，如果错了，那就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叶企孙的神经错乱症随着“文革”的深入渐渐“深入”得不能自拔，叶经常对他的侄子说：“电台里对他的每一行动都有反应，一天到晚，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反应。”同时他经常听到“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在这样的高压和悲惨处境中，叶企孙又以“C.C.特务”而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自1969年底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尽管叶已神经错乱，但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与精神的慰藉，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叶便悄悄溜出家门，来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由于一些科学研究部门进驻，这时中关村一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不少与叶熟悉的人在海淀镇见到了这一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若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观者无不为之潸然。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到了油干灯尽的晚年，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向来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日夕凉风至（3）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范氏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入狱，想来叶渴望别人理解自己为人处世的情感，要比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⑦ 　　注释 　　①“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说，见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③2004年5月作者采访叶企孙助手何成钧之记录。 　　④从这则笑话也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的遗产继承者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据原燕大教务长梅贻宝说，“一九七九年中共政府与美国建交后，曾交付赔偿金一笔。燕京大学的校产是其中的一项”。 　　⑤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 　　⑥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是“文革”中于北京大学产生的两个水火不容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两个组织曾一度控制了北大的权力，并对北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折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文中提到的崔雄昆，乃“文革”前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共北大党委常委。“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打倒，1968年10月16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集中地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时年49岁。叶铭汉，1925年生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实验高能物理学粒子探测技术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⑦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正（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文中称：“当时定熊大正为特务的依据有四条：一、熊大正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派到冀中军区的特务，并向冀中输送特务搞破坏活动；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会及东珠市口九号两个联络点，与黄浩和日本特务德先生接头，并派裕少青帮助德先生进行特务活动；三、他是叶企孙发展的C.C.特务；四、他在冀中军区成立'技术研究班'进行特务活动。现已查明上述四条依据都不存在。”“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孙、孙鲁同志介绍，通过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张珍和我党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同志，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定熊大正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正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表示正式为叶企孙恢复名誉。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组织“叶企孙奖”基金会，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以示纪念。1995年，叶企孙半身铜像在清华科学馆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自此，叶企孙的名誉算是得到了恢复。｜ 胡适的流亡生活（1） 　　梦里不知身是客 　　胡适的流亡生活 　　傅斯年自南京机场飞台的第三天，即1949年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当天，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胡氏闻讯，黯然的心境又平添了几分凄凉。 　　第二天早晨，胡适回到南京并收到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和“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陈雪屏来电，谓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丢人现眼。第二天一早，胡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国共和谈之不可为，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之请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梦里不知身是客｜3月23日，胡适抵达台湾，安顿夫人江冬秀，并拜访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的暗淡与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随便看看”。想不到这一看就是近十年的时光。轮船行驶在茫茫太平洋上，孤独的胡适内心像深黑中透着蓝色的海浪一样不住翻腾。焦思忧虑间，他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说：“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又说，我们的宗旨是“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而“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码头，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适仍记忆犹新，说：“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此前，也就是在1942至1945年，胡适从驻美大使职位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想不到四年之后又旧巢重归，但此时的心境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同了，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6月12日，阎锡山等人在广州新组成内阁，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胡适深感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而此时的美国见风转舵，欲有抛弃国民党政府之意。7月26日，满含悲愤与羞愧的胡适，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 胡适的流亡生活（2） 　　1950年5月14日，普林斯顿大学聘请胡适为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适打算把夫人接至美国。6月9日，江冬秀抵达纽约。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九年寂寞的寓公生活。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邀，抵台访问。此时胡适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合约已到期解除，没有了固定收入，只有靠江冬秀利用打牌的手艺挣一些钱勉强支撑（据说江冬秀打牌几乎每打必赢）。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道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一段话：“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又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并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中研院史语所读书和借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其间基本上靠自己的稿费和江冬秀打牌赢来的钱生活度日。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曾两次给赵元任的信中提到：他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胡氏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此时的胡适早已没有了当年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的风光，只能以一个末流国家和一个战败党臣子的身份，在图书馆与菜市场等几个地方四处“看看”了。因江冬秀不懂英语，胡适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与其相识的人，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惶如一条丧家之犬，其内心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 　　令胡适心中略感慰藉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的介入，台湾的安全问题得到了保证，社会秩序和人心逐渐稳定下来，“中央研究院”也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中研院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办公大楼以及研究人员及家属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工作人员也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整个台湾学术界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了。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感到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据石璋如说，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适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他写信请李济设法为其在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方，（按：傅斯年去世后，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胡适首次回台北居住时曾有一个宏愿：想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他的《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因此前胡适总在学政两界来回奔波，难以顾及著述，其作品往往只有上部而没有下部，曾被他在北大的老对头黄侃夫子称其为“太监”。胡适为了雪耻，也为了了却蛰伏在心中日久的学术心愿，决定借此空隙，埋头撰写“二史”，但直至临终，这一计划并未完成，成为胡适本人与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1958年，胡适在“国民大会”中间与蒋介石休息闲谈 　　李济接到胡适这封轻描淡写的书信，却感到事关重大，并非自己能瞒着台湾当局就可擅自作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朱家骅由大陆来台后，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陈诚不和，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皆被革掉，只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迁到台湾的原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为摆脱这一困局，朱家骅费尽心力，上下周旋，招兵买马，扩院建所，如从史语所中分出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迁台的数学所加以扩编，并着手组建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等，企图恢复战时的规模和盛况。正在这个时期，接到了胡氏要买地盖房的消息，他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作主，便直接向蒋介石作了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研院旁边拨一块地为胡适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这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知后更是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却要接受厚禄，实感愧疚，乃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如此盛情厚意，仍要自己出钱购置。就在双方为几间小房子你来我往商讨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祸事发生了。 胡适的流亡生活（3）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上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研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 　　关于朱家骅突遭横祸一事，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似乎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之职。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李、白等军阀集团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信息，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要他们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了大骂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逼宫至此，世道无常，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一干人马流窜到广州重新组建内阁，并由追随其骥尾的阎锡山、朱家骅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以此掣肘蒋的权力。蒋把这一做法看作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复“总统”职。“登基”仪式完毕，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深感大事不妙，便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这一请求很快得到准许。 　　阎辞职后，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自此，陈氏成为在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未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当局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新形势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撤退大陆前的“叛逆”者进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整肃掉之后，一路排名查号便把视线转向了朱家骅。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终于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宣布辞去中研院院长之职，只剩了一个“总统府资政”的空冠。 　　朱家骅辞职后，国民党当局指令由李济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几，中研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提出了三个人选，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结果蒋最后圈点了胡适。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研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 　　从石氏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了，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给胡适盖房一事，即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就当时的朱家骅而言，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研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胡适适逢其时地接掌了院长一职。而大陆的“反胡批胡”运动，又促使台湾方面大力“捧胡”。如此这般，胡适于纷乱的政治潮流中顺利坐上了台湾学术界第一把交椅，这个结果是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1） 　　身死演讲台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10日上午9时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这是自1940年他作为候选人在重庆落选18年之后的正式当选。只是当年极力抬捧他的傅斯年已去世，无法与之同庆了。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以示敬重。只是在开幕之后，蒋对胡适1958年，胡适在台北机场怀抱专程前来迎接他的小孙子胡柏棠，身旁是李济 　　平时鼓吹的那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学说不感兴趣，认为是小孩子玩闹的把戏，无法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社会稳定不利。在致词中，蒋介石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之意，搞得入会者惶恐不安，胡氏更是大为恼怒。当此之时，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极不舒心，而九年后又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以此就对蒋氏俯首听命，自轻自贱，而是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的言词当场予以驳斥，以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台下的众学者同样以自重自尊的态度随声附和，为台上的胡适打气壮胆。据亲历者石璋如说：“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当然，也有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说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此说或可讨论，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里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同时反对为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强行“修宪”。对此，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本人的国际影响而迟迟未动手。 　　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同时，于繁杂的公务中，仍没有忘记书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务间隙，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就诊，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的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时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救治。一个月后自台大医院迁居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病情好转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脏病再度发作，复入台大医院抢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暂住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此时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皆从美国来到台湾，聚集一堂以示助势。胡虽身体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奋地出席了会议。下午5时，胡适又出席了中研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一百余众。胡适满面含笑登台致词，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12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在大陆，只有20多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19位活着在台湾。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又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2） 　　胡适讲到这里，由李济与吴大猷分别讲话，李济对台湾的学术前景表示“不敢乐观”，而吴大猷则表示不必悲观，吴氏说：“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悲观。”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接着针对吴大猷所讲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话”，胡适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① 　　胡适心脏病发作倒地后现场1962年3月2日，胡适丧礼据胡适的助手、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些激动。”又讲了几句言论自由之类的话，“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此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② 　　当年傅斯年倒于台湾“议会”大厅，胡适又死于同一孤岛的演讲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这是前世结下的因缘与一种心灵的呼应。傅斯年在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现在，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传出，台岛震动，学界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了处在悲恸中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语。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面对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甚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就在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适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为唯一专业特长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身体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 　　胡适入葬“中研院”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他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1）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 　　董作宾在安阳殷墟发掘工地上（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之事，就是为这份杂志。只是当傅氏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妻子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按：儿子仁轨仍在美国学习），生活境况尚且如此，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赴台之后，一家的生活遭际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这个时候，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开始号令留在大陆的各色人等，不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观。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在坚信这个模式的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信或不信，成为检验社会内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之推波助澜，并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无限风光在险峰”。 　　于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据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导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导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宝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抱怨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作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研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3）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辈，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紧接着，“殷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沫若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的威势。 　　就在学术界为郭氏理论欢呼雀跃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硬骨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下伸头露头，于挣扎抗争中发出几句异声。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以“愤青”的姿态动起了肝火。赵俪生晚年出版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曾提到与郭沫若交往的一段历史，为陶孟和与吴有训打抱不平，前文已经述及。 　　赵俪生文章又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赵文所说的吴有训原是清华理学院院长，继陶孟和之后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于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后一位夫人。创造社两员主将，指的是郭沫若与成仿吾。赵在《篱槿堂自叙》中，还有过一段对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较短，不妨转录大意如下：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赵俪生与“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儿，是在进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后，赵氏旧习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与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这次事件在赵的内心深处，颇有些悲剧英雄的味道，因而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点虽败犹荣的自豪感。而当年郭沫若的讨伐檄文通过日本辗转传到台湾后，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自是嗤之以鼻。对此，石璋如在其回忆录中说：“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他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不便对此事说得过深过重，而其他人的评价就没有这般客气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至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压道车上杨树达的记述有个不太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向蒋开骂而遭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郭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等等。未几，郭写信向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索要资料。尽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当朝通缉的“钦犯”，考虑到此人在如此环境中还在坚持搞学术研究，实属不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后，李、董二人把尚未发表的著名的大龟四版资料借给郭氏参考。董作宾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不能对外发表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并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在文章的后记中以弥补的意味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接下来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后因李济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认为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这便是当年郭董交往的缘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谊甚笃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 　　郭氏这一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1）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却说在台湾的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开始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事务。一晃几年过去，面对家中人口众多，薪水微薄，生活极为艰难的境遇，开始思虑起改变之策。正在这时，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请之意，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的总和。连续的劳累和穷愁，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时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仁之托，便答应港大之聘，于1955年8月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任所务秘书。 　　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闲，但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生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重制约，内心的孤独与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宾听从胡氏的召唤，于1958年秋辞掉港大职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作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据石璋如说：“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其成员有原在李庄时期的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共同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中含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外界的议论与猜忌。如李敖就曾公开放言：“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董作宾是否作如此想，已无从查证，而不幸于1962年去世却是实情。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中央研究院”老熟人还有两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骅，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2） 　　对于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伤的心情说：“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仁过世。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仁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时年70岁的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按石璋如的说法，“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简单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自是复杂。但不论如何推想，这个在民国时期政坛、学界曾呼风唤雨，威震朝野三十余年的重量级两栖“大鳄”，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4天后，即6月18日，史语所研究员董同龢随之而去。“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干，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这是石璋如的回忆文字，所说获杨铨奖金之事，发生于抗战时期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气势。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学术事业的盛年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让后人为之扼腕长叹。 　　据石璋如回忆：“到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按：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能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最后把老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塞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董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直至去世。 　　从董玉京编写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8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其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尔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1962年，董作宾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大、“中研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去世时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胡适、董同龢等中研院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致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参加，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学人山”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安息在这里。 李济的旧梦新愁（1） 　　李济的旧梦新愁 　　胡适遽归道山不久，国民党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辞不过，只好从命。 　　李氏自1948年底拒绝了他的学生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毫发未损地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在基隆安全登陆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机分子、散兵游勇等等，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谋求新的生活。 　　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赴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人员来台后，因没其他地方可住，暂时被安置到台大教室。“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又说：“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仁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 　　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的情绪，但李济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传承者的良知，很快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这一时期，李济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等事宜。此时的李济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再度展现了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洞见。他在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后记中说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济所说“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的扶持下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对此，他告诉他的同行们，越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作为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学术见地、历史境界与文化史观，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与之相匹，诚如李济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的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作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对于李济思想的光芒和学术上的造诣，多年后，台大毕业生李敖曾作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对此，李敖举例说：“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在谬论充斥的李敖言论中，这些评论算是少有的实在话。 李济的旧梦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济在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精髓。纵观李济的一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之“大”的体现，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上，他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早在西阴村发掘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③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之命运，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就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济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之职，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宾、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一创举，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却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练，大多数都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尤其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张光直，在专业上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他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合影的业师、号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面对如此光芒四射的成就，李济生前曾不止一次颇为自豪地对他的好友费慰梅等人说：“我平生认为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后来李济的这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位出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都为中国和世界考古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 　　1954年9月22日，李济致信刚从台大毕业，正在台湾凤山接受军训的张光直，诚挚真切地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这封切中时弊的书信，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令张光直念念不忘，从而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愈加奋力前进，终成一代世界级考古人类学巨擘。 　　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由于董作宾离职赴港，李济出任史语所所长并继续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1）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 　　董作宾去世，标志着台湾史语所考古组一根坚实的宏伟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在学术上相匹敌的人物，只有李济与石璋如等几位早期殷墟发掘者，整个史语所进入了风雨迷蒙的苍凉岁月，李、石等人在人生的暮年，仍勉力苦苦支撑，其间虽有许多国外大学邀请李济前往任职，但均遭拒绝。为此，一直对业师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张光直所言，应当说与他这位业师的所思所想较为契合。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的生命后期，他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并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出版。李氏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形式处理他最为看重的一部压卷之作，或许如鲁迅在他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所说：“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更切近一点的说法，则是为了这研究中国历史遗存的新的学术成果，能在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并发扬光大吧。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随一批国之重宝登上“中鼎号”军舰，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当时的计划，儿子向同济校方请假一年，赴台后暂进入台大读书，如果解放军不过长江，还可继续回到上海继续完成学业。当一家人到达台湾后，正赶上台大放假，年纪尚轻的李光谟在台北人生地不熟，无所事事，甚感寂寞。当时李济一家与劳榦、凌纯声等史语所人员及家眷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像逃难一样，更令李光谟感到不爽。在这种境况中，李光谟开始给同济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战况并保持联系，几位同学力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后要返回上海，否则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云云。其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陈毅大军尚未迫近长江沿岸，国共正在和谈，社会舆论有“国共两党将划江而治”的言传。在这短暂的和平氛围中，李光谟决定回到上海同济与同学们聚会，看看情形如何再决定行止。1949年2月，在台湾共住了55天的李光谟买票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形势的发展已出乎预料，受几位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学鼓动，李光谟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决定不回台湾，留在同济完成学业。李济夫妇得知此情，焦急万分，时解放军已经陈师苏北，饮马长江，即将发动渡江战役。李济夫妇遥望大陆，发出一封又一封快信和电报，十万火急地催儿子速回台湾，但儿子仍无动于衷。延至4月23日，陈毅大军渡过长江，攻打南京。在国民政府“首都”失守的最后一刻，李济托国民党要人为儿子抢到了一张千金难求的飞机票，令其速飞台北。此时思想已受到“革命洗礼”的李光谟，以决绝的态度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誓不赴台。李济夫妇得此信函，捶胸顿足，流涕不止，伤心欲绝，但已无济于事。自此，李光谟与父母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于同济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遥遥祝福。在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他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曾谈到“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尽管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不断削弱，但对抗战时期的事物却留有鲜明的印记，并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病亡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只是，所有的思念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遗憾和忧伤供自己慢慢品尝。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是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2）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这是台大教授为李济撰写的一幅挽联，也是对其一生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的生动写照。李济的精神思想伴着他的著作而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并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继续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济的考古学著作都是必读的，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很可能有人会批评他没能显示出理论上的全能本领，指责他在晚年没能够甚或不愿意更多重视瓦尔特·泰勒的'结合法'。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石璋如在野外考察时情形(陈存恭提供)就在李济去世25年后，台湾岛内传出了有关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据《联合报》2004年3月19日报道： 　　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和中国考古学泰斗、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时52分因心脏衰竭，在台湾国泰医院病逝，享寿104岁。 　　石璋如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他的逝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划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石璋如一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韧性”，他在70岁以前发表的著作都是单篇的研究，但在70岁以后却开始发表著作，愈老愈努力，愈有成就。据说，石璋如在生命晚期仍对大陆充满眷恋，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在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在后辈学人的眼中，石璋如是一位“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躺在病榻上的石璋如，在梦中经常梦见安阳、小屯的同时，于清醒时分也经常忆起他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从他留下的回忆文章和自述传记可以看到，尽管后半生托命孤岛，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美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居住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以及留下了他的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给他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就在去世的前三天，石璋如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把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拿到医院病床前，用颤抖的手亲笔签名，叮嘱该著的访问者之一陈存恭，务必把这部有大量篇幅记载抗战时期史语所与自己在长沙、昆明、李庄居住与活动内容的回忆录，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人民政府，以示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感激、怀念、拜谢之情--这是石璋如在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笔迹，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后一次交往的一曲绝响。 　　注释 　　①胡适说的所谓“围剿”一事，是指1961年11月6日，胡适的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探讨了科学在中国生根，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这篇讲演稿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发表后，曾受到台湾学者徐复观、叶青等人的“围剿”。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竟在“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了质询。李济在讲话中旧事重提，并表示胡的讲演“其中一些小地方，与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又说：“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李济此言，引得胡适不快，他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已令人气愤，想不到连自己人也不赞成，遂有些恼火，后面的发言就是冲这件旧事而来。 　　②关于胡适的死因，台大医院魏火曜医师的诊断是：“先生久患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心肌阻塞导致心室震颤。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功能，心跳越来越弱，终告不治。” 　　③关于李济的这些主张，据考证最初始于安阳殷墟发掘。李济到职伊始，就跟董作宾商定，向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严格规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人员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条约定在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保护文物、加强考古人员的自律，以及防止倒卖文物等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遏制作用。对这条规定，李济除本人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外，还通过他的弟子和年轻的同仁延续下来，成为海峡两岸考古界、文物博物馆界乃至民俗学界一条不成文的铁律。